|
“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吗？” 首先需要指出，这个问题是一个伪命题，是无法作答的。所以，本题中任何简单地回答“自由更重要”或“平等更重要”的答案都是错的。 称这个命题为伪命题，原因如下： - 如果命题当中的“重要”指的是功利意义上的“有用”，那么试图比较自由与平等哪个更重要就变成了一个主观的价值判断，而试图通过这种主观的价值判断就想得到一个普遍性结论是不可能的。这就好比你觉得一个女孩在你眼里是最美的，所以你就认为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孩一样荒谬。
- 如果命题当中的“重要”指的是本体意义上的“逻辑前提”，比如自由是平等的基础，没有自由就没有平等，或者反之，那么这个命题就陷入了一种语义学混乱，也无法进行判断。因为自由和平等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而是一个巨型的开放的集合，两者之间可以进行比较的交集非常有限，大部分时候，自由与平等是两组完全不相关的范畴，无法进行比较。这就好比你评价一副画很好听，混淆了范畴。
下面我将尝试展开自由与平等这两组集合，并进行更详尽的分析。 一、自由是什么？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无论自由还是平等，大部分政治学概念都是开放的、历史的、流动的。贡当斯在其著作《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中指出，在古代，自由指的是直接地参与政治，在公共场合发布言论，参与立法投票，履行公民义务，而我们会发现其实这种自由的概念与今天的“民主”更为接近。  抛开其他形而上学的问题不谈，仅仅考虑人类的自由意志成立。如此，我们可以对自由下一个总的定义：自由是指免除了一个人内在的、外在的、积极的、消极的约束。这里得到了四组概念： - 内在的积极约束：薄弱的意志力，成瘾的习惯，激情冲动等。
- 外在的积极约束：外在对身体的胁迫，比如囚禁。
- 内在的消极约束：缺少知识而导致的无知，价值观偏差等。
- 外在的消极约束：主要指资源匮乏。
所有与自由有关的概念都包括以上一种或两种或多种的约束的消除。大部人生活语境中的自由常常指的是消除了外在的积极约束，免于被禁言，有言论自由，免于被人身控制，可以自由地生活等。一些哲学家、政治家语境中的自由则会考虑消除内在的、消极的约束的例子，比如康德认为理性为自身立法，所以真正的自由是人免于受到自己的原始欲望支配，坚持根据理性而行动；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后两者就是典型的消除消极约束的自由。 如果这个定义过于繁琐，我们不如借用以赛亚·伯林的两组概念：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其中消极自由约等于消除外在的积极约束，比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积极自由则约等于消除内在的积极约束，比如自律。 此处之所以要严格分类自由的标准，原因在于我们要认识到其实自由的概念本身就是矛盾的。比如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就极有可能矛盾，一个人有发布各种言论的自由意味着他也有说脏话的自由，但是当一个人用脏话表达自己的愤怒时，我们就会发现他在行使消极自由的权利时，已经失去了积极自由的权利——自律。同时，积极自由也有可能带来消极自由的缺失，因为自律作为一种精神约束力，这个标准极有可能是由外界来确认的。假设一个文化环境中有着极为苛刻的言论标准，要求每个人都抵制低级的本性诱惑，强行实现一种积极自由，其实这个时候消极自由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矛盾中，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正确文化。假设存在这样一个国家，该国法律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克制自己的刻薄，无时不刻地承认人人平等，没有任何人可以反对平等。乍一看，似乎矛盾的是平等与自由，好像一旦实现了平等就没有了反对平等的自由，其实背后更多的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矛盾。  二、平等是什么？平等的概念在今天似乎多了一层荒唐的隐喻。它被谴责为一种乌托邦式平均主义的代名词，但是真正在社会不公来临时，平等又成为每个人呼喊正义的武器。如果对平等一词进行归纳，我们会发现其由以下三个基本主张的一个、两个或者全部组成。 - 一种诉求：消除政治体制上人为的不平等。
- 一种理想：社会条件的完全相同。
- 一种权利：机会平等。
在古典的哲学理论里，平等往往作为一种诉求出现在社会契约论的支持者当中，他们相信每个人都有基本的自然权利，同时国家就是为了保障这种权利而诞生的。关于社会契约论，欢迎大家阅读我的这篇回答：黄磊：社会契约论理论有哪些优势及不足？ 在今天，第一种意义上的平等更多出现在消除社会歧视的口号当中。而第二种意义的平等，即作为一种理想的平等，已经和极权主义、乌托邦画上了等号，人们也普遍承认了这种平等是一种幼稚的空想。下面我们分类讨论当前看起来最为可行的平等：机会平等。 机会平等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非竞争性的机会平等，另一类是竞争性的机会平等。前者指，一个社会应该无条件提供给一个人在其人生关键领域中平等的机会，比如升学、就业等。虽然这个想法能让人们在直觉上非常认可，但是非竞争性的机会平等在实际社会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原因在于资源都是稀缺的，因而大部分机会平等都伴随着竞争。比如每个人都可能想过参加太空旅行，但是太空旅行的成本是极高的，国家只能提供这种资源给参与竞争选拔出来的专业宇航员。中国的高考也是一种典型的竞争性的机会平等。虽然在一省以内，学生的选拔只与分数有关，但是无形之中也存在着名校的资源倾向、地域不公、信息不平等、政策优惠等等问题。 此处，我们又会发现，所谓的自由与平等产生的矛盾，其实是因为社会资源紧张而增加了机会平等的竞争性。如果讨论该如何分配社会资源，这就涉及了什么是正义的话题，超出了平等的范畴。因此，与其说是自由与平等矛盾了，不如说是机会平等在实践中其竞争性与非竞争性带来矛盾了。 三、结语我们要认识到，如果在严肃的政治问题中不能时刻保持清醒的哲学头脑，结局只会是：人们纷纷放弃了理性逻辑，继而根据自己的利益立场陷入永无穷尽的诡辩。换言之，一切回答都会变成自私的站队，演变成“对我强的，我要求平等。对我弱的，我要求自由。” 同时，一个国家执行一项政策往往依据的是其统治阶级的意志。真实的政治通常表现为左翼政党为了争取底层支持主张“平等”，保守势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转而强调“自由”。从这个角度看，自由、平等之争不过是统治阶级假借仁义道德之口，进行利益分赃与权力寻租。当这种无意义的政见争议演变到不可调和时，似乎最好的选择就是搁置争议或尽可能快地、甚至不择手段地达成某种共识，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发展生产力上，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种实用主义观点在中国尤其受到青睐。 其实，这类问题背后所反映的是政治与哲学的根本差别：哲学讨论可以随时发生、延迟、休止、再发生，一个哲学话题可能在古希腊爱琴海开端，中止了两千年，又在德意志某个乡间重新开始。哲学宽容时间但并不宽容谬误，哲学家永远用求真的态度去反复打磨；但是所有政治行动要求马上得到一个结论，下一个对策，无论对错。大军当前，是战是降？革命机遇难得，是起义还是隐忍？这就导致了政治实践永远不可能像哲学理论那样完满，其中的遗憾使所有热爱真理的求知者最为绞心。假若启蒙运动先贤看到自己的理论在革命中化作了断头台下的血泊，也许他们会深深感叹：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不可兼得。  | 
转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