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包产到户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镜像问题：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现在看来，一刀切的“包产到户”在农业生产的发展上明显是失败的，联产承包真正的积极作用不在农业，而在工业，在国家的总体发展，在于放开了农村劳动力流动，保障了乡镇企业和合资外资企业对非文盲的廉价劳动力的庞大需求。

1、粮食安全问题让耕地匮缺、人口增长迅速的新中国如燃狱中的囚徒，如果不能在人均耕地下降到2亩（1974年）以前尽快工业化，建成最基础的重工业，提供数千万吨的化肥、农药、农膜和良种，即使再多的“反对党和自由媒体”，最公平最理想的粮食分配方案，中国也必将陷于饥馑绝境之中。

2、提高粮食亩产只能通过建立：A、雄厚的重工业基础；B、完善的农业科技研发推广体系；C、完善的农田水利系统；D、适宜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

如果没有工业化因素，谁能为我解释，数千年“包产到户”粮食平均单产从不曾高于100公斤，1984年怎么就上了240公斤？是菩萨供的高还是风神龙王入了党？

3、人民公社是当年尽快工业化唯一可行的方案，只有人民公社可以为工业化准备资金、资源、市场和劳动力，这是小农经济无法完成的任务。

只有人民公社可以最快地“破坏原有的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宗法制度”，兴建农业科技研发推广体系、农田水利系统和适宜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

4、事实上，1982年“包产到户”具备可行性有两个前提：

一是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农业税（直接税收，不含提留、剪刀差等）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由1950年的39%下降到了5.5%（1979年）。所以在“包产到户”后农业税条例规定的全国平均税率为15.5%，而且因产量定额较低，农业各税/农民所得比例实际从未超过4%，加上提留后也没超过12%，远低于公社时期。

二是人均耕地虽然减少到建国初的60%，但平均亩产增长到了建国初的3倍。

5、“包产到户”后，农业税由于公认的“土地分割细碎的分散的小农经济造成农业剩余量少且过度分散，客观上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从农业提取原始积累的必然要求相冲突。政府与分散的农民之间的交易费用过高”（半个世纪的农村制度变迁/温铁军），征收成本高昂、效率低下。其实也很好理解，如果你一个人要面对100人收税，绝对是件一年也完不成的麻烦事，但如果这100人是一个公司的就简单了，找公司财务半小时就解决。这也是小农经济时代“皇权不下县”的根本原因，如果是真正熟悉农村的人就应该知道90年代乡镇“中心工作”就是“催粮催款，刮宫引产”却连工资也无法足额发放的窘境，当时绝大多数乡镇政府的唯一职能就是维持自己的生存，农技推广、农田水利维护管理等工作自然就无人问津了，甚至出现大量村小因发不出工资导致教师流失学校关闭。

所以说，“超前发展”和“政社合一”是人民公社的两大弊端，由此造成的管理者文化素质差，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学性不足，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苦难。

但作为一种临时措施，其强大、迅速的动员组织协调能力又是“盘剥”农村，兴建农田水利和农技、农机推广，建立规模化工业原料基地等所必须的。

6、经历20多年“最大限度压缩消费和最大程度地盘剥农村”后，1979年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3倍多，农业税（不含提留、剪刀差等）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下降到了5.5%。在工业体系基本成形的情况下，维持“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已既无必要也无可能。

7、仅就农业农村发展而言，最理想的情况是：当不再需要“盘剥”农村以农补工后，1980年人民公社应当剥离“为盘剥农村而附加的行政职能”，政社分离重组为单纯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而不应全面解体，复辟小农经济。

但是，考虑到沿海发展过程中对非文盲的自由廉价劳动力的庞大需求，及各地情况差异极大，如四川深山区耕地散布于山林沟崖之间，根本无法集约化规模化管理，只能解散公社包产到户，再在适当的时候退耕还林。50%以上的条件较差（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民公社可以解散并包产到户。

条件较好，生产水平较高的人民公社应当用一定的优惠政策引导促进，以“自愿参加、自主经营、政社分离、民主管理、形式多样、因地制宜”的原则，或以队或大队或公社为基础重组为类似基布兹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或重组为类似莫沙夫模式的“合作社”，或其它形式（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等）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种子”保留下来的这三种模式应该各占10%以上。这样，经过经济转型和市场冲击后，每县有10~500家多种形式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发展壮大，起到探索道路、引导示范作用就极为理想了。

8、毫无疑问，包产到户满足了千年以来农民“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成为自耕农的愿景，因而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克服了“人民公社管理者文化素质差，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学性不足，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等弊端，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1984年时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最高记录。但是，如果仅仅靠积极性就能解决问题，岂不又成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事实上，除了包产到户因素外，80年代农业的丰收至少还有以下四个重大因素：

第一，种子。50年代末以矮脚南特等品种为代表的水稻矮杆化，60年代以桂朝2号等品种为代表的水稻中杆化，1976年以后以汕优、岗优系列为代表的“三系杂交稻”，以及玉米、小麦的良种化，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水稻品种的数次全国大替换，每次都将水稻全国平均亩产提高了20~30%！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袁隆平成功的背后是什么？是始于五六十年代，盛于七十年代30多万人次参加的“南繁”，是“县选社繁队制（用）”的完整推广体系，杂交水稻只是这一措施的成果之一，所以中国仅用了十年时间就已在全国所有适宜地区全面推广。对比印度，引入杂交稻制种技术自1987年起至2008年（只能找到这年的确切数据）已21年，在6亿亩水稻播种面积中杂交稻不到0.23亿亩，占3.8%。

第二，化肥。建国初中国没有先进的合成氨工艺，N肥只能靠积农家肥。农家肥毕竟是有限的，于是依靠侯德榜的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工艺一步步的积累扩张达到了年产上千万吨，但国产氮肥确实有质量差成本高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后即调动所有外汇启动了“四三方案”，所引进的26个项目中化肥厂就占了一半，设计产能合成氨390万吨、尿素620万吨，这些装置到1979年时绝大部分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里起了明显的增产效果。

第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包产到户后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至今我们的水利设施的80%还是70年代及以前完成的。

第四是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缩小城乡产品剪刀差，这对于增强农村购买力，繁荣市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1979年3月开始，陆续提高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从夏粮上市起全国粮食统购价平均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从新棉收购之日起，全国统购价格平均提高15%，北方另加5%的补贴，超购部分再加价30%；食用植物油统购价格全国平均提高27%，超购部分加价50%；生猪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4.6%,其他产品也分别提高20%-50%。79年11月开始，又对猪肉、牛肉、羊肉、禽、蛋、蔬菜、水产品、牛奶等八种主要副食品提高销售价格。1980年又先后提高了棉花、羊皮、黄红麻、木材、生漆、桐油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全国农副产品价格总指数，1979年提高了22.1%,1980年又提高了7.1%。同时，国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有计划的下降了10%-15%。这样1979、1980年两年国家每年用于调价的开支达80-90亿元，国家财政收入可以正常增长的部分基本都用于农业了，这是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分配的一个大调整。通过这一系列的调整，极大的激发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79年农业生产即取得了少有的大丰收，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

9、但是，小农经济的“积极性高涨”只能在化肥农药、良种良法、农田水利齐备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内有增产效果。所以在长期农业增长曲线上看，正常运作的人民公社时期（1962~1980）19年中，在“盘剥”之下，粮食单产年均增长速度为4.91%，远高于“包产到户”之后（1981~2012，2.15%）。

即使是1959~1980年的粮食单产年均增长速度（2.90%）仍高于包产到户后（2.15%）。

事实上直到1984年及至整个80年代，农业的增长因素依然主要是杂交水稻、工业化成果等。至于“包产到户”，起初农民确实积极性很高，但对具有公益性质的农机、水利等设施的破坏积极性同样也很高，维护保养要求较高的大型拖拉机、提灌站、机井系统等在数年内就拆解、锈蚀、损毁殆尽，以至抗灾、增产能力锐减。等到人们想起不是什么都可以分家，放缓（不是停止）对农田水利体系的破坏后已经迟了，1985至确定“以工补农”政策的2003年间，19年粮食单产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09%。

10、包产到户最大的问题在于小农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对立，土地的分割细碎、小农的保守、生产单位的小、散、多，对失败承受能力极弱等情况，及其导致的农田水利困境、农技推广困境和产业结构调整困境等等，正是农村荒废、农田荒芜的“三农问题”的根源。

小农经济（包产到户）已经到最后的末路，这个观点是否正确？ - 中国

最为遗憾的是，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农村的作用居然是由阻力转变为助力再转变为阻力的反复，而没能在全面工业化过程中善始善终，悄无声息地由工业助推器到接受工业反哺到城市化，“三农问题”至今无法解决。

面对“小农经济”这艘必沉之舟，政府必须积极介入，逐步推行农业保险补贴、粮食储备计划、生产控制、贸易保护和信贷支持等政策，以“自愿参加、自主经营、政府补贴、技术支持”的原则，引导促进合作社（或农协）组建、运行、成长，让小农经济在有序可控的情况下退出历史舞台（关键是应确保流转后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社保体系），重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最终实现集约化、机械化、产业化和就地工业化的合作社（或农场）生产。

“三农问题”绝不是国家单纯地在农村农业投入资金就能解决的，工业反哺资金应该被用于促进土地流转，促进集约化、产业化、合作化农业，让小农经济在有序可控的情况下退出历史舞台（关键是应确保流转后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社保体系），而不是用于让小农经济苟延残喘。

11、只有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的农场和合作社才能跟上工业化信息化的步伐，快速地提高科技水平、生产水平。并且产业化集约化的种植业更利于农田水利、道路等基础建设，更利于农技推广和机械化作业，可大大降低边际成本，提高产量和效益。

只有股份制合作社（公司）这种深度整合，“农、工、贸”一体化，劳动、资本、技术密集投入的模式，才能农、牧、渔、果、加工业协调发展，在需大量短期劳力的水果、药材等种植业和农产品深加工、配套工业等劳动密集型工业间游刃有余。而配套的工业可以容纳剩余劳动力，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减少中间商环节，增加产品价值和利润。最终以“城镇化”部分代替农民的“城市化”，在区域化种植、集约化养殖、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领域发展专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城乡一体化，让留乡和进城农民都能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

12、所有一听到“人民公社”就高潮，认为“包产到户”是必然和完美的人，不知是认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或是认可“人有多积极地有多高产”？

人民公社问题多，问题严重，管理者文化素质差，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学性不足，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这些我都承认，但它有一个优点是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永远也不可能有的——就是利于农技推广，利于产业化。只要它有这个优点，即使有再多的问题，在剥离“为盘剥农村而附加的行政职能”之后，在进行“进退自由、自主经营、民主管理、科学管理”的制度改革之后，仍然有巨大的优势和发展的前景。而无论包产到户有多么美好，只要它不利于农技推广，不利于产业化，它就是没有前途的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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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下：“人民公社是工业化的唯一可行方案的依据”

@陈钢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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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arhabi 的问题：

1、人民公社如何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如部分公社冗员多，或生产队长、公社会计及其家属等不干事却有收入，同时利用自己的生杀大权徇私枉法，贪污腐败，如何解决？

2、多数农民干活不积极，不参与劳动，或劳动偷懒不出力，导致生产萎靡，年年吃国家周转粮，如何在公社制度下提高积极性？

3、如农民不希望继续从事农业，而希望前往城市工作成为“农民工”，或希望读书上学、接受高等教育，其诉求能否在公社制度下实现？如不能实现，是否能有效阻止其外流？

回答如下：

5、……

所以说，“超前发展”和“政社合一”是人民公社的两大弊端，由此造成的管理者文化素质差，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学性不足，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苦难。

但作为一种临时措施，其强大、迅速的动员组织协调能力又是“盘剥”农村，兴建农田水利和农技、农机推广，建立规模化工业原料基地等所必须的。

6、经历20多年“最大限度压缩消费和最大程度地盘剥农村”后，1979年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3倍多，农业税（不含提留、剪刀差等）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下降到了5.5%。在工业体系基本成形的情况下，维持“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已既无必要也无可能。

7、仅就农业农村发展而言，最理想的情况是：当不再需要“盘剥”农村以农补工后，1980年人民公社应当剥离“为盘剥农村而附加的行政职能”，政社分离重组为单纯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而不应全面解体，复辟小农经济。……

条件较好，生产水平较高的人民公社应当用一定的优惠政策引导促进，以“自愿参加、自主经营、政社分离、民主管理、形式多样、因地制宜”的原则，或以队或大队或公社为基础重组为类似基布兹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或重组为类似莫沙夫模式的“合作社”（也和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相似），或其它形式（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等）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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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 @陈钢 及其他人因不看文章而提出的其它问题和反驳，请自己在文中找答案。

春过雪消：工业化之前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最高能有多少？

春过雪消：地主阶级是怎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春过雪消：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是否已到最后的末路？

春过雪消：我国农业改革的逻辑以及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春过雪消：194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水平和规模在世界上能排到什么等级？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建国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体系？（近现代史之核心：国家工业化——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

春过雪消：如何看待印度 GDP 在 2016 年首超英国？

春过雪消：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讨厌日本？单纯因为历史？

春过雪消：为什么一些人觉得美国是中国的敌人而不是朋友？

春过雪消：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国家一个政策或者法律，你会改变什么？

前面各位都讲的很好了，我想从历史的角度补充一点个人的看法。
先说结论，包产到户跟老百姓吃饱饭没有一毛钱关系。
没错。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也会越来越集中，但我们也要明白，这并不独是资本主义的特色。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是包产到户的，可灾年农民依然出现饿死，为什么？
因为这个问题的根结其实在于私有制。翻开历史，会发现我们这两千年说白了就是一个周期循环的过程––1.王朝伊始，由于长期战乱导致人丁减少，土地充裕，进入上升期。2.经过若干年发展，王朝达到巅峰，土地压力开始出现。3.出现战乱/天灾，一些农民土地歉收，不得已卖掉土地换取粮食，土地兼并越发频繁。4.地主越来越富，贫农越来越多，天灾人祸后流民饥民不断增加。最终民怨沸腾，出现农民起义，天下大乱。5.新王朝建立。
看见了吗，这个历史的周期律屡试不爽，究其原因，就是私有制。土地私人所有，就必然出现土地流转，既然有土地流转，就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假如一百斤粮食够10个人吃，可地主一人占80斤，剩下9个贫农分20斤，就必然有人饿死，于是就有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可明明粮食够吃啊，怎么还有人饿死呢？
推而广之，地球目前的粮产量完全够70亿人温饱，可为什么非洲每年还饿死那么多人呢？为什么共产主义要搞公有制？为什么共产主义者要解放全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是人的劳动，可把潜在的劳动人口活活饿死，对生产力有利还是有弊？
知乎不是总是喜欢幻想若干年后的中国吗？现在我们还在上升期，大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等到发展红利吃完，大规模的生产资料兼并就必然再次出现，资本家和无产者的阶级差异会越来越明显，到那时，但愿大家还有心情继续替私有制唱赞歌。

在我写这个回答的时候（2017年11月21日），本问题的高赞回答（100赞以上）有 @chenqin 147赞 ， @春过雪消 531赞， @深海 257赞， @任我行 372赞。

大体可以分成两派：

一派是chenqin的回答，主张包产到户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起积极作用；

一派是以春过雪消、深海、任我行为代表，主张包产到户作用没那么积极，甚至有些消极。

从赞数来看，chenqin的赞数仅仅为147，远不及另一派的三位高赞答案，这反应在这个问题上，对包产到户持消极态度的观众人数要远远大于持积极态度的人数（1160：147的压倒性优势）。

然而从问题回答的排名来看，情况就完全颠倒了——chenqin的回答排第一，排第二的答案是 @Zhiyue Fu ，排第三的是 @eiarhabi ，其他高赞答案全部没有进入前三。从前三的回答质量上看，第二和第三的回答质量完全无法与几个高赞回答相比，却能位列第二和第三位！这是个及其不正常的回答排名顺序。

这简直是传媒学角度极其完美的案例！

知乎的回答是前三的回答不需要展开其他回答就可以观看，其传播能力要强于其他的需要展开才能看到的回答。那么如果在前三的回答中，如果只有一个chenqin的回答有足够的质量，那么想办法占到第一的位置，而另外两个回答用质量不高的回答占住前三的位置，并且这两个质量不高的回答其主要主张与我的主张相同。这样就可以较大程度上让新的观众主要关注的是chenqin的答案，并且会认为其他观众的主张与chenqin的回答相同。

如此就可以用较小的传播成本在未来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将意图传播给其他人，同时阻断持相反主张的人的观点传播。事实上如果不是 @马前卒 点赞，而深海和任我行各自有一定数量的关注者，估计这三个回答已经被挤找不到位置了。

最后，春过雪消、深海、任我行已经提供了很多论据，其结论也是我深以为然的。然而却缺乏一定的定量分析，折让他们的回答有时看起来不是那么具有可信性。未来几周我将提供一些比较容易验证的定量分析，弥补本回答下几个高赞答案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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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引用一篇资料，这篇材料比较客观地说明了包产到户之后带来了哪些变化，几个比较重要的变化我加粗了。

关于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的报告（提要）
中农研〔1986〕14号
中央书记处、国务院：
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农村政策研究室于1985年初，组织协调28个省、区、1市（缺西藏）农村工作主管部门，对37,422户、272个村、93个乡、71个县（其中有牧区的755个牧业户、10个牧业村、4个牧业乡、4个牧业县），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入的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直接参与这次调查的工作人员达8,680人。现在全国汇总工作已告结束，谨就调查中反映出的一些重要问题作简要的报告。
一、调查材料表明，农村经过调整改革，商品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据农区36,667户调查，农户家庭收入中，商品性收入已占到59%。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粮食的商品率有了显著的提高。据农区89个乡的材料，粮食商品率达到33%，摆脱了长期在20%上下徘徊的局面。虽然商品量还不大，商品化程度还很低，但发展是比较快的。
二、城乡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农村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增长了。据乡点调查，六年中，第一产业收入增长1.3倍，第二、三产业收入增长2.3倍。从业人员占农村劳动力的比童，第二、三产业由16.3%上升到31.4%。乡村居民就业门路拓宽，社会购买力随之提高，商品交换亦随之发展，农村集市贸易额六年中增长了2.5倍。城乡分割状态有所改变，城乡经济交融的局面开始出现。
三、农民生活显著改善。1984年约有半数农户的人均收入在200元至500元之间；有四分之一收入在500元以上，另四分之一收入在200元以下。但有3.9%的农户由于劳力弱，人口增长过快，或由于生产安排不当，经营失利等不同原因，收入比1978年下降。
四、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首先是在农业领域恢复了合作经济内部的家庭承包经营形式，它显示出极大的经营活力和管理弹性，将成为我国农村种植业长期不变的主要经营形式。农民怕变更这种形式反映出他们对集体经济旧模式改革成就的肯定。
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节余劳动力约占农村总劳力的三分之一，为发展多种经营提供了充足的劳力资源，出现了一批兼营个体工商业的农户。据农区67个县的调查，1984年底，领有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已占总农户的4.4%，其中76,8%兼营农业。在个体经营发展的基紬上，产生了雇工经营。据农区36,667户调查，私人雇请长工的有203户，占调查户的0.55%，平均每户雇工4.1人。其中雇工8人以上的25户，占调查户的0,07%，占私人雇请长工户的12.3%，平均每户雇18.5人。1984年底，个人所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已占农村全部生产性固定资产总值的32.4%。1983年至1984年，一般农户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増加23.6%，专业户增加51%，收入万元以上的大户增加62%。1984年初，入均收入500元以上的农户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为人均收入200元以下的户的2.7倍，当年前者増加42.1%，后者增加15,8%；到年底，前者为后者的3.3倍。调查反映，小型个体企业的活跃发展，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并为农村经营提供了涌现、培育人才的机会，対农时经济建设是有益的。
允许个体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和发展，在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占绝対优势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危险，不过需要加强管理和指导。据调查，大户的纳税率比其他农户和单位低，群众对此不满，应运用经济杠杆加以适当控制，进行必要的调整。
五、农村中的合作与联合的趋势也在发展。原来的集体经济，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取得了扎实的发展。据262个村调查，从1978年至1984年末，这些村的集体生产性固定资产平均增长了53%。分村来看，34%的村是增加的，66%的村是减少的。前者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郊区和江苏、浙江、山东、黑龙江等省；后者主要在中等经济水平地区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从产业看，集体的工副业机械、运输机械及生产性用房增长了1.6倍，集体的农牧渔业机械、牲畜、农具等则减少了10.7%；减少的主要是转化为私营部分，因而按社会保有总臺计算仍是增长的。新的经济联合体则发展比较快。据67个县调查，1984年底共有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59,486个，参加户占农户总数的3.2%，从业人员占劳动力的3.4%，固定资产值占农村固定资产总值的3.3%，资金约有一半是自筹的。新经济联合体的发展，冲破了所有制的界限，显露出一种新的趋向。农户与集体联合的占联合体总数的3.2%，农户与国营企业联合的占0.1%。
农村发展合作和联合，产生于两种性质的需要。一种是农户有困难，通常的情况是生产要素不完备，要通过互助合作解决。据农户调査，在他们所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中，有15%是与他人共有的，其中，农机合有的比重占42%，役畜和铁木农具占20%以上。这表明，为了形成生产力，除自购外需要合作与联合。另一种是商品经济发展产生的需要，在生产专业化、社会化的情况下，家庭经营为节约成本，提高效率，需要在某些环节上建立服务性的合作。在调查中,很多地方反映信息不灵，购买生产资料和销售产品困难，公共设施缺乏，技术不过关，和其他部门不够协调等等，希望有共同的社会服务组织。尤其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这种需求更显得日益迫切。
六、农产品购销制度的改革有待深入进行。粮食由于城市价格尚未放开，还是双重价格制。蔬菜中小城市放开了，大城市仍有待进一步改革。生猪时而限购，时而派购。木材还没有真正放开。农民对市场风险的承受力还很薄弱，国家经济控制系统尚不完善。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城乡改革进入同步发展，统一市场的范围日益扩大，使农村自然经济痕迹随着旧体制作用被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所取代，才能最后解决。
从近年的供销情况看，对于粮食、猪禽及某些生产资料价格放开的承受力，农村弹性要大于城市，证明改革后的农村在实行完善市场调节方面具备了先走一步的条件。粮、棉、油、猪、菜等农副产品的生产，已基本可以满足目前消费水平的需要，这就为改革统购派购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如果再回到旧体制，必将引起统购派购产品生产的萎缩。必须将农产品购销制度的改革深入进行下去，引向最后成功。
七、一部分地区主要是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出现农民种粮兴趣不高的迹象。主要原因是种粮的比较利益下降。调查反映，1979年提价的好处，有不少部分为近年农用生产资料提价、税收和各种地亩摊派费用增加所抵消。同时，与其他多种经营项目比较，粮食的赢利最低。据3.6万户调查统计，1984年每亩粮食平均净收入85元，经济作物为175元。平均每个工日的收入，种植业为4.9元，牧业为4.4元，农副产品加工业为8.4元，商业饮食业为8.6元，运输和工业品加工业为15元。目前，平均每户承包耕地8.35亩(平均分为9.7块），靠这点地种粮，仅能果腹不能致富，因而就改变投入方向。浙江温州的农民说：“过去种田是主业，前两年种田是副业，现在种田是冤业”。在多种经营发达的地方，很多农民耕作粗放，投入减少，甚至出现撂荒或“明种暗荒”的现象。由于农村各种非农产产业的发展并不是到处具备现实条件，在乡镇企业发展不足的地方，或经济作物面积已达饱和的地方，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还能继续保持。从长远来看，需要促进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实现适度的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目前，需要实行“以工补农”、“以工建农”，搞好有关服务工作，稳定或降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适当减少合同定购数量，扩大议购数量，以利于增加物质投入，改善生产条件。
八、 近年，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没有什么增加，基本上靠吃老本过日子。大部分调查点的机耕面积缩小，有九个省区的调查点减少40%以上。机井的数量及其灌溉面积有所增加，但自流灌溉面积减少了3.4%。农户自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是增加的，但较好的工具都集中于大户。工副业方面，生产装备较好，农用部分比较简陋。平均每百个调查户有役畜47头，畜力犁54张，胶轮车、手推车41辆，电动机4台，小型拖拉机3、台，脱粒机1部，柴油机1台。这表明农业生产条件很差，物质技术基础很脆弱。这种状况和“七五”计划对农业的要求很不相称。
九、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不多。据村点调查，1984年平均每村投入生产性资金总额为54.4万元（包括工副业)，用于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只占19.9%，用于流动资金的占80.1%。在总投资中，国家无偿扶持的占1%，集体投入的占53.6%，农户投入的占39.9%，新经济联合体投入的占5.5%。
农户支出以生活消费为主，平均占总支出的55.1%，家庭经营费用占30.9%，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只占5.3%。人均纯收入500元以上的户，生产性投资较多；收入少的户投资有限。农户投资又多用于发展家庭经营的工副业，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很少。
在集体经济力量雄厚的地方，集体投资占有突出的地位，但主要是在乡镇企业方面，如上海市郊区的投资，81%投入乡镇企业；在乡镇企业薄弱的地方，集体投资很少，江西的调查点集体投资只占0.6%，湖南只有0.3%，云南、青海的调查点则完全没有集体投入。
改善生产条件的生产性投资问题，必须在“七五”期间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
十、调查表明，农村的基层党政组织和党员、干部，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过去吃大锅饭时期，那种干部武断专行，压制民主，多记工分，群众报之以消极怠工、乱偷乱拿的风气已基本改变。但在新情况下，约有40%的党员不起作用，有少数党员以权谋私。据农区村点调查，党员平价购买的尿素、柴油、水泥等物资比一般群众多30%至70%。另外农村的宗族、迷信活动显著增加。有的党员、干部支持续族谱，宗教徒中有1.1%是党团员。还有些党员、干部参加赌博。农村中拐卖妇女、娼妓卖淫、传播黄色书刊录像、刑事犯罪等屡屡出现。云南有些地方还残存着吸鸦片的恶习。
农村文化教育很薄弱，文盲占劳动力的27.4%。甘肃一些调查点甚至高达84.3%。部分地方农民的实际文化水平还在下降。农村科技人员十分缺乏，平均每万个农业劳动力才有各类技术人员4.6人，科普工作人员25人，而真正在农业第一线的更少。农村的职业技术教育很多地方还没有引起注意。这种情况，妨碍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各地正准备通过农村整党整顿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向党员进行路线、政策和理想、纪律、目标的教育，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改进工作作风；整顿和配备好农村基层领导班子，分期分批轮训农村基层干部；发展农村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农村师资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人才。
目前，农村正处在一个改革和转变的时期，情况变化很快，地区差异很大。此次选点按经济水平看似乎偏高。要全面了解农村情況，掌握农村社会、经济动态，仅有一次性的调查是不够的。需要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対调查点稍作调整，固定下来，作长期的连续观察，不断补充新材料，形成农村调查的网络和制度。从今年并始，已部署各省、区、市农村工作主管部门，每年对固定观察点搞一次经济活动分析，若干年进行一次全面调查。把它作为一项基础性的建设。

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1986年4月1曰

包产到户带来的几个大的变化，好处看，第一个是解放了劳动力，农民获得了能够做什么的自由，第二个是农民获得了支配收入的自由；坏处看，降低了固定资本积累率，减少了农机使用，出现了土地细碎化。从目前的答案来看，主要有两个问题：

1，土地重新集中是对包产到户的否定吗？

一些答案说，现在的方向是土地要重新集中起来，这说明了包产到户被否定了。

这个看法本末倒置。土地集中的前提，正是农业劳动力流出。农业劳动力不流出，资本在农村的比较优势根本就无法体现出来。那么多要钱的行业，国家去投入一个三亩地一个人的劳动力过剩行业，图个啥？

只有农村基本上没人了，而且留下的人都是种地比打工更赚钱的种田能手，大资本进入农村，重新集中土地，才能带来进一步增产。

从前面农村政策研究室的调研报告看，也能发现当时人们也是鼓励土地集中的，「从长远来看，需要促进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实现适度的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没能集中起来，原因就在于生产力还没达到，农业劳动力人口大量过剩，集中无利可图。现在达到了这个阶段，土地集中就成了自然的选择。

2，为什么不在保留农村组织的前提下将农民产业工人化？

又有人问，在集体化的情况下，一样可以让农民变成现代产业工人。总之，劳动力转移，也是可以在不放弃农村组织的情况下进行的嘛！为什么要打散组织呢？

碰到这个问题，我又要引用chenqin：大数据技术是否有可能拯救计划经济？这个答案了。

在计划经济下，必须牢牢抓住生产资料公有，一切自由化，一切小资产阶级小生产，都有可能会对计划经济体造成癌变似的打击。

而为了让这个癌变不要发生，就需要不断地进行阶级斗争。一旦放弃阶级斗争，重新回到经济发展的路线上来，那组织解散根本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根本用不着外力作用。

换句话说，农村发展副业越好，农民变成产业工人越快的地区，资产阶级小生产生长得越快，组织解散得越快。而要是想避免农业组织解散，那压根就别想搞什么副业发展和农民变成产业工人了。

这两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想要一面不想要另一面，那是做梦。

我们举两个例子。先说一个在文革时期的社队工业办得特别好的典型，苏南农村。

1975年时，全国农村的社队工业加起来产值86.8亿元，其中苏南就有8亿元，全国十分之一的社队工业办在苏南，吸纳了大量劳动力。

很多人在说到农业产业工人化的时候，总会提到苏南，仿佛人民公社在苏南把工业化搞得有声有色，结果被谁谁谁掠夺了胜利果实。那让我们来看看，苏南农村的社队工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如果说人多地少、农工相辅是社队工业兴起的内在动力，那么触发它发展的外在因素则是“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社会条件。吴江县乃至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因祸得福”。正是在此时，社队工业狭处逢生，发展起来了，真是“乱世出英雄”。对这种情况，起初教授亦颇感意外，后来了解了一些社队工厂的发展史，没想到城市大打派仗和干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两件事，竟然成了农村小型工业兴起的必木可少的条件。铜锣镇有一家生产化工产品的工厂，真可以说是白手起家。1968年，一个城市青年插队到吴江一个公社，这个青年的父亲在化工企业工作，他打听到有一个工厂的一种化工产品因派性纠葛濒于停产，而这种产品又是另一个企业的必需品。于是他就帮助这个公社与需要这一产品的企业挂钩，这个企业把原料、技术、设备，甚至一部分资金都包了下来。就这样，农民便在几亩地上办起了化工厂。类似的工厂比比皆是。社队干部说：那时办厂的“条件”，多数是大中城市主动“送”下来的。
大中城市为什么要主动送“条件”下来，让社队办厂呢？道理很简单，“文化大革命”中城里的大、中型企业搞停产闹革命，但社会生产和生活须臾离不开商品，尤其是外贸商品必须完成计划。当时农村的局面比城市稳定，于是城里不能生产的就转移到乡下来了。那么，由谁来牵线，实现这个转移呢？从吴江的情况来看，主要是那些家在农村的退休工人以及下乡知识青年和下放千部。尽管他们做这件事的目的各不相同，但实际上他们巳经成为城乡经济的中介人，做了一件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其意义的事情。社队工业就是在社会需要大于社会生产，农村局势相对稳定，而且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有了中介人的条件下产生的、等到10年内乱结束时，苏南的社队工业巳度过了最艰难的初创时期，进入发展阶段。
农村社队工业同原第二轻工业部系统的一部分工业和城市街道工业一样，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成分的工业。这一点，使它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工业显著不同、它不可能依赖政府财政资金的直接投入，但也因此而不必受国家集中度很髙的计划管理体制的束缚。相对而言，其活动空间比较大。城市集体工业与农村社队集体工业相比，具有地缘优势，有利于其分享城市工业的聚集效应，受惠于远较农村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脤务，因而有助于降低成本，増进效率；但由于地处市区，又容易受到挤压，发展比较困难。在这一点上，生存在城市外围的社队工业就显得自由得多。这又是不同于城市集体工业的。社队工业与农业的“血缘”关系，更是与所有城市工业都很不相同的。这一特点，注定了它与生俱来的优势与劣势杂然相间的二重属性。尤其这一时期正是社队工业初创阶段，仍旧“寄生”在农业身上，工业范围并没有它的“户口”，国家计划中也没有它的位置。因而，在机器设备、原材料和燃料动力的供应以及产品的销售上，都没有可靠的来源和正式的渠遒。在这些方面，它甚至比不上城镇集体工业。这种特殊的情况，逼着他们自己去想办法，努力将不利因素化解为有利因素，从而锻炼出来一套很强的生存发展本领，使它具有比城镇集体工业更为灵活的市场应变能力。 1. 由于它处在“两不管”的夹缝之中，即身在农口工业不管它，在农口又不务农，农口也管不了多少，这就使他们得以享有比较完全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有较高的灵活性，只能努力去适应环境，谋求生存和发展。 2. 因为计划部门没有它的户头，所以它一开始就同市场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在竞争中安排供、产、销活动，并接受市场机制的考验与检验，使它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 3.它同农业有着直接的联系，较早地吸收了农业劳动管理中的优点，实行了比较灵活的劳动制度和分配制度，较少有城市工业那种僵硬、呆板、干篇一律和吃“大锅饭”的积弊。所以，在装备程度低的情况下，能够有较强的竞争力。

——《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

一个没有计划经济户头的社队工业，超出国家计划的社队工业，由市场缝隙而生，与市场有先天联系的社队工业，简直是浑身上下都充满了资产阶级小生产的调调。

而江苏省在文革时对这部分工业可以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能发展经济嘛，就让他发展呗，正好可以解决公社和大队里多余的农业劳动力。放任这样的资产阶级小生产，结果怎么样呢？让我们再来看看一系列文件：

生产队对作业组、专业组或个人，不论实行哪种岗位责任制，都要坚持生产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统一生产计划和品种布局，统一调配劳力，统一使用耕畜和大中型农机具，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责任制建立后，要定期检查，认真执行，奖惩要兑现。

《关于加强和改进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意见》，1979年2月7日

通过调整，分配了1962年以后出生的人口和婚进人口的自留地，合理调出了人口减少户的自留地，解决了人多自留地少和人少自留地多的矛盾,增强了社员之间的团结。不少地方反映，自留地调整以后，有关这方面的人民来信来访基本上没有了。为了安定团结，稳定人心，根据新《六十条》的规定，今明两年在全省范围内调整社员自留地。

《关于调整社员自留地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1979年9月3日

要发动千部和群众认真总结今年增产增收的经验，行之有效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办法，都要总结经验，因地制宜地分別落实。对于试行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的办法，也要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

《关于认真做好今年农村人民公社年终分配工作的通知》，1979年11月22日

大家普遍反映，这种责任制度，是切合农村实际，合乎农民心愿，多快好省发展农业生产的好办法，“责任制与产量挂上钩，粮棉高产，五业兴旺，既增产又增收”

《关于全面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1979年12月29日

岗位责任制，超产奖励，按劳分配，这些方法重新应用到农业生产中，不到一年时间，公社大队对责任制的态度已经从保留变成了欢迎。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小生产对于计划经济，就是癌，不去治他，还放任他，来一个多种管理制度大竞赛，那根本没法比嘛，小生产手段肯定排名第一。

再然后，定产到组，定产到人，联产到组，联产到劳，包干到户，包产到户，这一步步下来，压根不需要什么强制推行。相反，阶级斗争的弦一旦松下来，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看完苏南典型，我们再来看看广西。广西和苏南相反，是一个阶级斗争弦时刻绷得很紧的地方。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材料：

1974年的报告：

1975年的报告：

1976年的报告：

砍资本主义尾巴，抓野马副业，不允许劳动力流动，向一切资产阶级小生产发动主动的猛攻，非常的无产阶级专政。按照广西的标准，苏南那一套体制外的「社队工业」，在广西早就被斗死在摇篮中了。

于是，整个广西省在这三年期间，社队工业的年均增长只有2.6%。到了1976年的时候，社队工业总值达到了2.75亿元，最多只有苏南的三分之一（苏南的社队工业产值8亿可能是偏低的数值）。社队工业占全省工业的比例，也差不多只有江苏省的三分之一——4%对11%。这个样子，能吸纳劳动力吗？能达到让农民升级为产业工人的目的吗？

到了1976年，阶级斗争被放松了，不再斗争“野马副业”，广西的社队工业才开始蓬勃发展，从1976年的2.75亿元上升到了1980年的6.96亿元，四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6%。

广西省1976年到1980年的社队工业年均增长率，是1974到1976年的十倍。但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工业开始小生产，农业也逃不过小生产的侵蚀，你可以看到和江苏省几乎一模一样的历程——

1，虽然实行了按劳分配，但对责任制仍然是坚决拒绝，连包产到组都不搞。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加强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1978年2月15日

2，放开口子，可以包产到组。同时推广「先进经验」，「典型示范」，劳动组织方式由社员民主讨论决定。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意见》，1979年1月15日。

3，原来包产到组还挺好的！

自治区赴河池地区检查政策落实工作组的汇报，1979年12月14日

4，包产到组那么有效，干脆给包产到户也开一道口子呗~

全区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纪要，1980年6月11日

5，人民群众要搞包产到户，那我还得管管吧，还是得有个组织吧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1980年8月11日

6，既成事实了，管不了那许多，随他们去吧（手一摊）

广西区党委工作会议纪要，1980年8月11日

然后，就是自然而然的包产到户了。全国的路径如出一辙，人人都是一副“我已经很努力地阻止了可是人民群众还是把人民公社解体了我也没有办法呀”的无可奈何表情。

看完江苏和广西的例子，再去考虑下这种农民就地升级成为产业工人的天真想法——天天斗争小生产，谁给你办工业？给社队工业留条活路，谁听你继续搞阶级斗争？

在1976年后，中国选择了江苏省已经证实了行之有效的模式，放弃了阶级斗争，此时的公社解体就已经注定了。又想把社队工业办好，又想保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农村组织不解体——你做梦呢？

我大奶奶是大队书记，她是个很强势的女人说一不二。她的一个职责其实就是负责给各位社员记工分，那么工分怎么记呢？凭心情咯！

这其实就是公社制度的真正毛病，叫政企不分。企：就是生产，政：就是分配，政企不分意味着就是激励失灵。所以，这才是公社制度的问题。至于大锅饭，养闲人，tanh90度。

说到包产到户。虽然修正了政企不分的激励失灵，但是留下的后遗症太多。举个最简单，就是菜卖不出去。市场经济之后，你一个小农要想把你的菜卖出去，买个好价钱真的太难了。你面对强大的对手，二道贩子，是无力的。更何况，一个小农，你自己解决不了运输，储存，信息收集，销售渠道等一系列问题。我二姑奶奶，年纪很大，每天还要4点钟起床，把菜收集好，骑着她那个破三轮（现在换电动），然后拉到菜市场去，她租不起摊位，只能到自由摊去，早起是为了抢占好位子。至于储存，下个雪很多菜就会被冻坏了，所以有时还要去雪地扒菜。我们那个地区还算好了，公路发达，农机化肥普及都是全国前列。如果是一个落后地区，公路不通，车开不进来，你说那里的小农该怎么办？更何况，她们不掌握信息，哪种菜好卖哪种菜难买，两眼一抹黑……

所以， @春过雪消 所提到就非常好，就是如何建设一个政企分开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政就是政，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同时把党组织建设继续加强，避免农村出现黑社会化。同时，企就是企，实现劳动力，资本，科技，管理等多重要素配合，实现农工科协调发展的生产销售体系，同时保障农村分配正义，进而实现农村共同富裕。

看这个答案一定要具有系统辩证思维的，否则你可能看不懂这个答案。比较难懂，也比较长，找个安静的时候慢慢看，但是，一定要先点赞。

我们先要说明几个基础问题。

私有制社会怎么过渡到公有制社会，或者说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这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一系列的复杂的运动的结果，最终两者都达到共产主义就行了。什么意思呢？经济基础，一个国家可能会产生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但却是私有制的上层建筑，比如苏联。这个时候，要么经济基础把上层建筑革命了，变成相对公有制上层建筑，然后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然后生产力再发展，然后再把落后的上层建筑革命了，如此交替前进，直到全球共产，这就是中国的WG。或者，反过来，私有制的上层建筑反作用把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灭了，培养出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再进一步促进私有制的上层建筑的发展，最终蜕变会资本主义，这就是苏联解体以及中国的资本主义式的改开。这段话比较抽象，自己找生活中的例子比对吧。

往共产主义方向走，有两个要点，一个就是全球统一，暗含的条件就是生产资料的集中，这是经济基础的一个必要条件，还有就是上层建筑的改变，从等级制逐渐变的平等，比如让干部参加劳动，反对官僚主义。整个过程，脑袋里想一下，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和平等这两者的程度和范围逐渐扩大的一个动态过程，这就是社会主义阶段。

往资本主义方向走，资本的目的是什么，增殖，扩张。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下，随着资本互相吞并，生产资料也会集中，最极端的状态就是集中到一个终产者手上，上层建筑很可能变成极端的等级制，任何两个人之间都不是平等的，60亿人就有60亿个等级，比如中国公务员的中间等级比以前多了好多个。

这两个方向，我们看到了，有个共同点，就是生产资料都在集中。

好，基础问题讲完了。现在来看中国的土地的变化。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搞的是新民主主义，也就是说，土地是分到农民手上的，大家单干嘛，当然延安的群众很聪明，自我组织，开发了互助组模式，效果很好，也就是人民公社的前身，记住啊，人民公社不是拍脑袋搞的，是劳动者们在劳动中自己开发的模式。紧接着，毛主席就开启了社会主义化，也就是公社化运动，农民不再单干，而是结为生产大队，后来有几个大队之间合作修水库，修公路的例子，农民们尝到了合作的甜头，进一步扩大，组成了公社，然后全国推广。这个过程看明白吧，从互助组->生产大队->人民公社。

有的人又要无脑质疑公社了，那么你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首先，两个人合作，如果出现1+1>2的效果，那么，是不是要比单干好，其次，你在公司工作，是不是也要互相合作，怎么在公司里可以合作，耕地就不能合作呢？然后，你可能注意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时候会出现1+1>2的效果呢？当然是两个人平等，大家按劳分配的时候。想一想，老板让你加班不给工资，上司霸占你 的功劳，你愿意和他们合作？当然不，而且还会互相背地里捅刀子，这个叫办公室政治，所谓的三个和尚没水喝。在系统论中，前者叫做协同，后者叫做竞争（此竞争非彼竞争，可以理解为矛盾）。公社化的效果怎么样呢？成绩很好的。因为土地不再分散，大家又可以合作，一方面，可以推进机械化农业，加上大家组织起来劳动，粮食产量节节提高，用的人却越来越少，这些人去哪儿呢？当工人去了。这个就涉及到两种工业化方式，一种叫资本主义工业化，方法就是圈地运动，反正各种暴力手段，坑蒙拐骗把农民的土地集中，然后这些人当血泪工人，就是。还有一种，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方法是公社化，工农业等价交换，公社交了粮食，用来发展全民所有的工厂，工厂造了机器，再分配给公社，当然，农民也是这个工厂的主人之一。双方等价交换，互相促进，最终公社进一步公有化，成为国营农场，最终全民所有，农民也就变身为农业工人了。当然，我国当年太穷，形势不好，公社交的粮食发展工业底子，一段时间确实没有太多工业品反馈给公社。注意，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社会化大生产，也就是说大家都需要互相交换产品，区别就是社会主义是公平交换（喷子要注意事物变化过程，过程就是从一开始的不公平逐渐越来越公平，前面讲过），资本主义是马太效应，吸农民的血。

那么，我国工业化第一期工程基本完成是什么时候呢，79年左右，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国工业就要开始发力了，公社投入的本钱也该收获了。当年的农业技术大攻关的成果就是杂交水稻，医疗事业大攻关的成果就是全国农村医疗体系，工业上就不说了，奇迹不要太多。有的人又要说当然这不行那不行。我就问一句，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美国人能造的出来的，我们也行，否则那就叫玄学。钱学森作为总设计师，准备的是社会主义版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带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起飞。当然，中间出了岔子。。。

我为神马要提前问一下有没有人看，那就是因为要搞懂土地包产到户，就必须了解背景，算是把简化版的背景讲完了。

刚才说了，走向共产主义，一定要生产资料集中。那么，土地包产到户，与这个过程完全相反，等于把原来走了一半的农业工业化的路程倒退回建国时期。。。那么，要发展生产力，土地还是要集中啊，但是肯定不能走老路，于是只能搞资本主义式集中，也就是这几年的土地流转，把农民土地剥夺了。资本主义式的集中可没有社会主义式的集中那么爽。不管工作，不管吃住，不管教育，自负盈亏，当然，多半是亏。

刚才说了农业中的协同问题，包产到户直接导致公社解体，然后农用机械什么的一户又用不起，没有了1+1>2的效果，直接影响农业生产，这个自己查历年农业产量，要记得考虑作假，你们懂的。记住，农业也是系统，决定其生产力的就是农民们所使用的工具及其生产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使用的工具和生产关系都退步了，生产力往下跌是必然的，当然，这个过程中，杂交水稻和化肥为农业续了一波，你可以理解为如果工具和生产关系都跟上了，中国的农业产量会爆表。这个地方很多人想不明白，影响农业的因素不止一个，要用系统观来看。至于什么积极性问题，当个屁放了就行了，基本是胡说八道，不再阐述这个问题，自己看上面的内容找答案。

对上层建筑也有极大影响，农民们本来是要一路升级变成农业工人的，也就是说最终会成为无产阶级的一份子，待遇也会和工人一样，增加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这个阶级力量又会影响上层建筑，也就是所谓的路线斗争。记住，任何政治斗争都是为了阶级利益，斗争双方的力量来源于阶级后盾。那么，包产到户等于突然增加了几亿的小资产阶级，当然，农民还是亏了，本来这个地就是他种，而且还有全民所有的工厂的股份，结果股份莫名其妙没了，自己还是在种原来的地。那么这些农民就逐渐成为资产阶级的后盾了。当然，农民在这个过程中像婊子一样，用完了还是要扔掉的。

也就是说，如果当年没有搞包产到户，不搞国企私有化，而是搞社会主义版改革开放，中国应该能提前十年以上到达现在的水平，甚至更好，为啥，自己想。。。

然而现在有擦不完的屁股。。。教育，医疗，房地产，农业，还要把当初废掉的工业补回来。。。还产生了大量了资本家。。。还有废掉的全球共运。。。

还有最重要的，广大群众对党的无限信任。我把党来比母亲，结果母亲要害我。

最后，给大家推荐两个视频吧，一个是法国人拍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纪录片《愚公移山》，一个是65版《东方红》舞台剧。大家可以抽时间看看。还有一些相关文献，也推荐给大家。

【法国】愚公移山（1976）（全12P）_人文历史_纪录片_bilibili_哔哩哔哩

大型音乐舞台剧 东方红 １９６５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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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

有次进山采样，发现一个水库。但是这个水库完全不通车，不知道怎么修的。后来发现旁边有一个碑，说是人民公社时期，发动冬天闲置的劳动力上山凿石头垒起来的大坝。整个大坝没有花公社一分钱，省里水利专家免费指导设计，公社修了好几年。现在这个水库还在使用中，每年春季防洪夏季灌溉都靠它。

这些水利工程是人民公社最大的功劳。包产到户以后，再也不可能如此简单的造水利，促生产了。

…………
评论里争议很有意思。我也无意在这里引战，毕竟姓资姓社问题太过敏感。

我感慨的仅仅是，人民公社能在没有工具，没有钱，甚至没有近在眼前的好处的情况下，完全靠人自身的力量把水库修起来。这在市场经济下是不可能的，是奇迹。这是人民公社激发出的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人民公社的水利建设为解决吃饱饭问题提供了必须的物质基础，没有它就没有包产到户之后的生产大爆发。不说别的，没有水库，谁去承包无法耕种的荒地？没有这些荒地，人均一分地，包产到户，土地私有，什么政策都得饿死人。这是人民公社的历史功绩和历史任务。我们现在吃饱了，当然不想再回到公社时期，所有人穿一样的衣服，住一样的房子。但是当人民还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时候，谁还去考虑经济效率问题呢？

忘记和否定人民公社和它的功绩，是不可取的。我们不想回到过去，到我们决不能丢了基本的良心。

楼上的深海已经回答得很详细了，我给他做点补充吧。

第一，拆掉人民公社，让农业工业化耽误了至少四十年。当时很多公社农机已经有不少了，而且还有配套的维修站，包产到户直接拆了农用机械，个体经营买不起农机，被分割的小块土地施展不开农业机械，几亿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如果按照人民公社的路线，普及开农用机械，中国也会只用几百万农民就可以耕种十几亿亩土地，其他大量劳动者将投身工业，继续提高生产力。现在想开放土地流转，搞集中经营，不但晚了四十年，而且国家对私人资本没有直接的调控力，是否投资土地经营完全看投资者个人意愿，在土地使用、利益分配问题上，投资者与当地农民还要扯皮。也就是说，耽误不只四十年。

第二，人民公社可以集中力量搞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土壤改良和科学化的农业管理，包产到户不要想了。当年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是全国几万农科站给他选种子，包产到户后也无法组织农民选种，没法发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为技术进步提供帮助。

第三，只有公社才能担负得起大型设备的采购，拆掉公社等于这些国企失去了市场，为十几年后的破产埋下了伏笔。

第四，公社就像一个国企，农民在里面有学校有医疗保障还能开展文化活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集体所有制产业里党组织可以直接发挥作用，而对几百户的私人劳动者，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极为有限。失去了这个集体所有制的产业，适龄儿童上学没人管，在家的老人也没人管，党组织失去了控制能力，为农村各式各样的宗教和愚昧的封建活动、犯罪活动留出了空间。

生产中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各种关系的总和称之为生产关系。这个关系搞好了，就会促进生产力发展；搞不好，就会阻碍生产力发展。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小农生产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是极为严重的。为什么那时候可以吃饱饭，是因为之前的水利建设、化肥普及和良种研发产生的效应。包产到户阻碍了下一阶段的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城镇化。工业党天天吆喝生产力、工业化，却直接无视调整生产关系这最重要的一环。无视客观规律就会被客观规律无视。

经济基础也决定上层建筑，我们现在看到的农村各种乱像，例如邪教、儿童不上学、拐卖人口、“嫁给大山的女人”，你能想象如果每一个村子都是被党组织领导的国企，这些活动还有发生的空间吗？犯罪分子逃到这里岂不是会被朝阳群众一样的公社农民拿下？

但是为什么耽误生产力发展，还要搞？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才能保证资产阶级利益啊。国企不破产，私企怎么收购？公社不解体，怎么把几亿农业工人变成小资？土地不包产，怎么诞生农业资本家？而这样做对国家的危害，我们也看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必然是中国的蛀虫，也是阻碍中国发展的落后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