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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代主席哭了，我早该枪毙伊拉克球员的。 看看当年伊拉克足协怎么做的： 进入1980年代，惨烈而无可避免的两伊战争吞噬了整个国家。至1984年，已有数以千计的伊拉克年轻人被送上前线，惨重的伤亡摧毁了年轻一代。为了让儿子协助他提振国家的精神并证明儿子配得上作为他的继承人，萨达姆把伊拉克奥委会及足协都交给乌代管理。通过体育运动，萨达姆相信炽热的民族主义得以重新焕发，遍布受到阳光灼烧的足球场及沙漠沟谷的每一处。
20岁的乌代在上任之初取得一些历史性的突破。在他主政的第一年，伊拉克夺得海湾杯，时隔一年球队又拿下了阿拉伯国家杯，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令他们也猝不及防。伊拉克在最后一场预选赛戏剧性地击败了叙利亚，取得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入场券。截至目前为止，那是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这项声名远播的赛事中亮相。
在备战阶段，巴西及英格兰都试图邀请伊拉克进行热身赛，但遭到乌代拒绝，他害怕球队的失利会有损其世袭政权的形象。乌代的职责是向国家队提供协助，而不是蓄意破坏他们，但他做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决定，这只是其中一个。
尽管国家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表现优秀，乌代仍然用助理教练，传奇巨星济科的哥哥埃杜-科英布拉（Edú Coimbra）取代了主帅若热-维埃拉（Jorge Vieira）的位置。除了场上的事务，就连球员的着装亦未能幸免：他把国家队别具代表性及神圣的绿白色球衣换成了令人费解的黄色和浅蓝色。乌代自私而鲁莽的思维引发了严重后果，球队抵达墨西哥时茫然不知所措，球员的心理受到束缚。
伊拉克与墨西哥、巴拉圭及比利时同分在一组，球队的出线形势看起来相当严峻，不过许多伊拉克人仍盼望他们的黄金一代可以再创辉煌。虽然“美索不达米亚雄狮”三战尽墨，但他们踢得很勇猛，每场比赛都只是以一球小负。尽管如此，球队早早出局还是重挫了乌代势不可挡的气魄。国家队的中流砥柱拉德-哈穆迪（Raad Hamoudi）于一年后挂靴，但他们依然在1988年海湾杯上夺冠，博得球迷们的最后一次的喝彩。
尽管球队在1980年代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但伊拉克球员们在背后面临的处境并不为人所熟知。直到萨达姆决定入侵科威特，广大人民方才开始觉醒。伊拉克足球也受到制裁，包括大规模的禁赛，其他球队害怕遭到国际社会唾弃而不愿意与伊拉克队交锋，导致他们一时找不到比赛对手。
来自球迷的抗议于全国各地蔓延开来，其中最令人发指的一幕在巴士拉上演：人们齐声呼喊反对萨达姆政权的口号，导致三位巴士拉港口队（Al Minaa）的球迷被杀，另有25人被伊拉克部队打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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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扬起的沙尘阻碍了人们的视线，而沙漠毒辣的阳光刺透了它，犹如百老汇的聚光灯照耀着巴格达。昔日金碧辉煌的伊拉克奥委会总部就坐落于城市东部接近运河高速公路的地方，这里是全国体育的中枢。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后，21天的重大军事行动席卷了巴格达，这座大楼也受到美国战机的彻夜轰炸。
曾经华丽的建筑物燃烧后只剩下一具外壳，变形的钢筋及烧焦的家具都清晰可见。在接近入口的位置，萨达姆的金漆雕像无力地横放在地上，它的头部早已被砍了下来，不知道被拖去了哪里。在疮痍满目的下方有一间臭名昭著的地下室，那里遭到淹浸，面目全非。
独裁高墙下制造出的恐惧和痛苦的氛围与当今破败的场景大相径庭。即使如此，它的气息依然令许多伊拉克球员瑟瑟发抖。萨达姆政权的覆灭令这个国家迸发生机，也令许多人感受到阔别已久的自由，但承受折磨带来的心理创伤就像纹身墨水一样留在了受害者的身上。
大部分球员都曾经被送进这个恶名昭彰的“红房”，等待他们的命运。囚禁在此的人们清楚知道墙身上的颜色所代表的意义，血腥杀戮的场面迫在眉睫。乌代的虐待狂本色毫无底线，他选用的拷问刑具令这里与中世纪的地牢如出一辙。这里有一个钢匣子，长钉可以从各个角度刺穿进去，包括盖子，受害者会在里面被刺死或窒息而死。另有一种金属装置，底端装有踏板，齐肩之处有一个环形的设计，能够把受害者固定并施以电击及鞭打。
上述这些或许是最严酷的刑罚，但其他的酷刑亦令人感到不适。乌代最普遍采用的手段是在赛前打电话到更衣室，或者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那样就更糟糕了。他那令人颤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达给球队，讲话的内容通常是威胁切掉球员的腿部拿去喂饿狗或者让他们浸泡在污水里。
如果球队的成绩欠佳，传球及射门的失误次数将会被记录在案，如果超过了某个门槛，球员就要进行长达12小时的训练，包括穿着军服军靴在摄氏50度以上的高温下踢实心球。
长期以来，乌代的虐待及威吓做法遍及各地。声名狼藉的拉德瓦尼亚监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许多伊拉克球员的第二个家。球员在球队大巴上带着枕头是常见的事，这样可以方便他们在赛后被乌代监禁时睡觉。乌代还有其他的惩罚手段，包括剃掉头发及眉毛，或是在队友面前掌掴及击打某名球员，其中前者在伊拉克文化里是一种对人的侮辱。
乌代营造出焦虑和恐怖的氛围，旨在鞭策球员取得胜利；没完没了的棒打及单独囚禁，则是为了令球员保持醒觉，克服疲劳及能力上的不足。不过，这些方法往往适得其反，多余的心理负担麻痹了伊拉克球员。
“乌代时期的伊拉克足坛令人畏惧，给所有运动员都造成了负面的心理压力，”前国脚萨阿德-卡伊斯（Saad Qais）说道，“如果输了球，我们往往要承受屈辱的惩罚，这严重影响了我们在大部分赛事里的表现。”
乌代营造的紧张焦虑的环境最终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形成了十分严峻的局面。伊拉克在1980年奥运会派出了46名运动员，但在悉尼他们只有4名运动员参赛。对于该国的体育爱好者来说，形势已经是差无可差，一个危险的疯子用他唯一熟知的手段来管理体育，并将其变成玩命的残酷游戏。 以上摘自：[翻译团]残酷的迫害：萨达姆及乌代高压统治下的伊拉克足球 伊拉克当年那么虐待球员，也没见成绩突飞猛进，乌代上去初期还拿过不少荣誉，乌代开始虐待球员后反而没见什么突出战绩。2007年，萨达姆家族政权倒台4年后，伊拉克拿到了亚洲杯冠军。 死刑犯踢国足论，用乌代执掌伊拉克足协的后果打脸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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