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1969年解散公司时写的信，值得学习和回味

近日，全球市场暴跌，A股已跌更久，投资管理人中很多悲剧，多少产品面临清算。
看着朋友圈的悲伤，小雅去细读了巴菲特从1957年以来的每一封信，其中以1969年最有感触。
高智商、高情商的巴菲特，一生最重视的资产是声誉，他用很多看似简单的方式积攒自己的声誉，包括每年给股东的信，写了60多年。而1969年是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是他唯一一次解散公司，这位智者如何跟投资者展示他的真诚和才智，我们奉上原文。
发布信件原文之前，先补充一点儿细节：
巴菲特合伙基金于1956年5月5日成立于密西西比河西岸，当时的巴菲特仅25岁。最初的几个合伙人都是最坚定的支持者，四位家人，三个好朋友，共投资10.51万美元。
巴菲特前十年给自己定的目标一直是平均每年超过道琼斯指数10个百分点，但从1967年开始，他开始变化了。
尽管巴菲特一直强调业绩不可能每年都好，但最初那些年，他真的业绩每年都很好，股指大涨，他涨的比指数多，股指跌的年份，他很多年份还是赚钱的，亏钱的年份很少。他每次强调说，也许今年不会这么好了，结果，照样还是牛。
说实话，没有这样的业绩打底，未必有后来会有这么多死忠粉，投资者是很现实的。
但负重做了11年投资之后，他有些倦怠了，在给合伙人的信中，改变了自己的投资目标。
当然，他提到目标改变有多个原因：很便宜的股票大幅减少了；人们过于追逐投资业绩，自己的分析方法没了用武之地；资产规模大了，但好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少。
但最最重要的是，巴菲特提到，自己不再有年轻时追逐业绩的冲动了。
他还说了一段“煽情”的感慨：

那时，我比现在年轻、比现在穷，可能也比现在更争强好胜。就算没有前三个影响我们业绩的因素，我还是觉得，考虑到我个人的情况变化，应该降低跑步机的速度。
根据我的观察，在形形色色的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很多旧习惯、老路子早就行不通了，但仍然一成不变甚至愈积愈深。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讲过一个故事：有两个立陶宛女孩，二战后住在他的庄园里。虽然罗素家不缺吃的，但每天晚上天黑后，她们都跑出去偷邻居的蔬菜，藏到自己的屋里。
罗素勋爵对这两个女孩说，在陷入战乱的立陶宛，她们有必要这么做，但是这里是英国乡村，用不着这么做。这两个女孩点头表示明白了，但还是继续偷菜。
后来罗素想明白了，虽然在邻居看来这两个女孩的行为很怪，但其实老洛克菲勒不也这样吗？（注：罗素认为，老洛克菲勒年轻时经历过贫穷的痛苦，所以成年后不停地敛财。）
我对我自己很清楚，别人把资金交给我打理，我说好了要实现一个目标，就不可能不全力以赴。我越来越不想全力以赴了。
我希望重新设定一个经济目标，多做一些与经济利益无关的事。可能是投资之外的事，也可能是仍然做投资，但不追求最高收益。
例如，我可能一直经营一家我很满意（但远远算不上多优秀）的控股公司，因为我喜欢这里的人和这个生意，就算其他投资可能更赚钱。
以低廉的价格买入公司，然后转售出去，这样更赚钱。但是，一直做公司的所有者，通过一些财务决策，让公司一点一滴地进步，这样更快乐（特别是不用投入太多的个人精力）。因此，我可能只做比较简单、安全、赚钱而且快乐的事。

巴菲特从1956年开始写致股东的信，开始一年一封，后来他的投资者觉得不过瘾，他也觉得写得不过瘾，可以多写点，开始半年一封，有的年份有些事情要交代，也写得勤快一些。
比如，1966年至少可以查到三封信，1967年可以查到四封信。
写得最勤快的，无疑是1969年，他的合伙公司要解散了，这一年，他至少写了五封信。我们选择1969年5月29日他写的信，被认为是年度最正宗的致股东的信。
一份好的股东信，绝对不是唱唱理念山歌、糊弄投资者的信，其实，从第一封信开始，巴菲特就会很详尽地有这些要素：
1、对当年市场的整体判断（请注意，不是预测，巴菲特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不预测）。
比如，在可查的1957年的信里，他第一句话就是：

“在去年写给合伙人的信中，我写道：
我认为股市整体价格高于内在价值，主要是蓝筹股估值过高。如果确实如此，所有股票都可能存在大幅下跌的风险，无论是否低估。
无论如何，我认为，五年之后回过头来看，人们不太可能觉得现在的价格很便宜。”

观点很明确吧，一点儿不废话！
2、回顾自己过去干了啥，表现如何，解释业绩来源。

比如，1957年的信里很明确提到：

“1956 年末，我们持有的低估类和套利类仓位比重为70：30，现在比例是85：15。 ”
“去年，我们买了两只股票，我们在这两只股票上的持股数量已达到可以影响公司决策的规模。其中一只股票在各合伙人账户中占比为10%到20%之间，另一只占比约5%。”

他还说，

“我们最大的这一只股票占一些合伙人账户仓位的 10% 到 20%。我计划将这只股票配置为所有合伙人账户仓位的 20%。”

当然，具体是什么股票，他没说。但是，已经很具体了好吗？对比众多国内牛逼哄哄的投资人，有多少是这么用心给投资者写信的？
3、反复阐释自己的投资理念，他后来的信里确定了七大原则，把钱交给他，就必须遵守这些原则，原则在后来的每封信里都有。除了第七条分散持股后来改成了集中持股，其他基本没变过。
好了，现在世道不好。我们还是回到1969年这个年份最重要的信上吧。
不是要解散基金，才要看人家怎么写信，而是在一些重要的关键时刻，好的投资人会怎么做，我们对标一下，国内投资管理人的差距在哪里，哪些做到稍微好一些。
巴老师不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解释自己解散公司的原因，还为投资者找了下家，都要解散公司了，还要冒着风险给自己添麻烦的人，真正是有担当的人呐。
解释一下，这封信只提到了要找一个下家，没说是谁，但是后来一封信有交代，是Bill Ruane（注：比尔·鲁安，红杉基金创始人）。巴菲特说，这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资金管理人。”
我们来看1969年5月29日的原汁原味这封信吧。
致各位合伙人：
大约18个月前，我写信告诉大家，因为环境的改变，因为我个人情况的改变，我有必要调整一下我们未来的业绩目标。
我在那封信里讨论了当时的投资环境。在后来的信中，我也多次分析投资环境。总的来说，从那时起到现在，投资环境越来越恶劣，越来越艰难。或许是我脑筋死板不灵活。（有人这么评价四十岁以上的证券分析师：“他们知道的很多东西都过时了。”)
我现在看到的情况是：
(1)通过定量分析能找到的投资机会，在过去二十年里稳步减少，现在几乎找不到了；
(2)我们现在有1亿美元的资产，本来投资机会就少，还有很多我们买不了，因为300万美元以下的投资对我们的总体业绩没什么意义，市值1亿美元以下的股票，我们都不能买；
(3)追逐投资业绩的人越来越多，股市的眼光越来越短，投机氛围越来越重。
我在1967年10月9日的信中说了，我之所以要调整目标有几个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个人因素。
我一直把100%的精力投入到巴菲特合伙基金中，这是我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在那封信中，我说了，我想摆脱这种压力。
在过去这18个月里，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我在信中说：“我希望目标定得低一些，我也可以少努力一些。”
目标低了，但我的努力没少。只要我“在场上”，定期公开业绩，承担为众多合伙人管理资产的责任（很多合伙人把自己全部的资产都交给我打理），我就永远不可能无拘无束地去做合伙基金以外的事。
只要我是公开参与，就忍不住要争强好胜。我心里明白，我不想自己一辈子都在比拼投资，都在和一只兔子赛跑。要慢下来只有一个办法：结束。
年底之前，我会向所有有限合伙人发出正式通知，就我退休的打算发出声明。清算合伙基金涉及大量纳税和法律问题，但是我最关心的是做好下面几件事：
1、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有许多合伙人不想自己打理资产，我要为他们推荐一个资产管理的途径。
有些合伙人自己就有很多选择，他们对自己的选择很自信、也很放心。
但是，有些合伙人则不然，我不能就把钱还给他们，说声“好运”，就完了。我打算向他们推荐另外一位资产管理人。
无论是我的亲戚，还是我一生要为其提供投资建议的其他人，我都会放心的把他们的资金交给这个人管理。他人品和能力都很好，他将来的业绩可能和我继续做下去差不多（但肯定不如他或者我过去取得的业绩）。
我们的任何合伙人都可以投资给他，没有账户最低金额的限制。
将来，我会和他保持一定的联系，对他的投资情况有个大概了解，但只是偶尔关注，而且我提建议的话，基本上也只限于否定意见。
2、我希望所有合伙人都可以自由选择，愿意获得现金的可以获得现金，愿意获得有价证券的可以获得有价证券。
有价证券中应该只有一只是可以随时卖出变现的。这些股票的前景和价格，是我都非常看好的，但是合伙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将有价证券变成现金。
3、我也希望所有合伙人能有这个选择，即按权益比例相应获得我们的两家控股公司（多元零售公司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和一家规模较小的“受限制的”公司的股份。
因为这些股票的公允价值完全是我估算的，所以我认为一定要给各位这个选择权，如果愿意的话，各位可以根据我的估值，按权益比例获得控股公司的相应股份。
但是，这些股票并不能在市场上自由买卖（SEC对控股股东的股票和未注册上市的股票有各种限制规定），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可能也不能转让、不能带来收入。
在清算过程中，我希望给各位提供自由选择权：留下受限制的股票或获得等价的现金。
我特别欣赏我们的控股公司的经营者（我们又多了两个新成员：伊利诺伊国民银行和罗克福德信托公司。伊利诺伊国民银行是一家资产规模在1亿美元以上、经营特别出色的银行，是伯克希尔哈撒韦今年年初收购的），希望和他们的关系可以地久天长。
控股公司有我欣赏和敬佩的经营者，就算别人出价再高，我都无意出售。但是，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出售控股公司下面的某个业务部门。
在清算过程中，我们应该能把上面这几件事做好。我们的清算活动不会对各位1969年的纳税安排产生影响。
我还有一件非常想做的事，我特别想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可惜事与愿违。我不想结束的这年业绩惨淡，但是1969年就是这样的一年。
我估计到今年年末，算上控股公司价值的大幅上升（除了我之外，所有合伙人都可以选择变现），不算向合伙人支付的每月利息，我们的业绩也就是持平而已。即使从现在起到年末，股市大涨，我们也不会受益。我们不会投入任何重大仓位，所以无法从上涨中受益。
今年我们的套利投资做得特别不顺，我感觉我像误入羽毛球场的一只小鸟。有这样经历的，不只是我们，但是我们今年在套利类中的投资占比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结果却出了这样的事。
谁都不愿意在白纸黑字上把自己的错误写出来，但是我看不起报喜不报忧的行为。
我们今年的投资失利完全是我的错，不是运气不好，是我的评估失误了，误判了一个发展变化很快的政府趋势。
这里其实有个矛盾。我一直认为，政府最后做的这件事，早就该做了（我的意思是，政府解决的这个问题是早就该解决的，但并不认同政府使用的手段）。
换句话说，政府做了这件事，我们亏了很多钱，但我认为政府做这件事对社会有好处，也一直倡议政府做这件事。但是，在此之前，我认为政府不会做这件事。
我一贯的主张是：做决策的时候，根本不应该把自己认为应该怎样（对社会有益）和实际会怎样混为一谈。要是我不这么想的话，我们就能少亏几百万了。
说实话，虽然前面说了这么多，要是真有特别好的投资机会，我愿意1970年甚至1971年继续管理合伙基金。不是因为我还想接着做，只是因为我太想完美收官了，不想以业绩惨淡的一年谢幕。
可惜，我看不到任何机会，看不到任何希望，没办法把最后一年的业绩做好。我也不想拿别人的钱误打误撞碰运气。我和现在的市场环境不合拍，不想为了辉煌谢幕而做自己不懂的投资，不想毁了这么多年的好业绩。
话已至此，在今年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将对持股进行清算，最后只留控股公司、一只未上市的证券以及一只长期前景良好的有价证券，还有一些套利类中零碎的投资，它们总价值很小，但需要几年才能清理完。
这封信就算今年的年中信了，写的比平时早，因为我决定好了，就想告诉各位。我也希望各位在收到这封信后，我还能在奥马哈停留一段时间，回答各位提出的问题。7月份，我会去加州。
有的合伙人可能会问：“你打算做什么？”这个问题，我没答案。我只知道，有些东西是20岁的我非常想要的，但当我60岁的时候，自己应该有不一样的追求。
我现在做的事，是我长大成人以后就一直在做的，18年了，它消耗了我的所有时间和精力。今后的我要过一种新生活，除非我与现在做的事一刀两断，否则我适应不了今后的生活。
秋天，或许在十月份左右，我们会给大家写一封信，详细介绍清算情况、投资建议等。

来源：聪明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