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华尔街：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充满“套路”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钮文新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从来都是“华尔街+美元”的权力，是华尔街金融财团利用美元霸权劫掠制造业国家的重要手段。历史事实数次证明：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暴涨暴跌的受益者是华尔街金融大佬，受害者则是中国等以实体经济为本的国家及其制造企业。正因如此，中国必须高度警惕。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一线反馈的信息，目前，中国东南沿海的制造业企业已经感受到了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冲击，尤其是珠三角的民营制造业企业，他们更显茫然无助。

老套路
华尔街通过操纵大宗商品（生产性资源）价格劫掠制造业国家不是第一次。比较典型的案例发生在2005年到2008年，华尔街恶炒“中国需求”，拉动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价格连年暴涨。当真是中国经济需求过热？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揭露了事实：第一，美国民众用房产反复抵押套现用于消费，从而严重放大美国对中国消费品进口需求，拉高中国消费品生产投资——表面看是中国需求过热，而实际是美国消费过热；第二，尽管美国过度消费加大全球总需求，但石油等大宗商品从未出现供不应求，而价格暴涨更多属于金融大鳄借题发挥的炒作。
比如2008年夏，当国际油价飙升到每桶147美元时，OPCE证实其每天富余产能200万桶。那为何油价暴涨？操纵。美国国会邀请索罗斯等多位国际金融巨头作证：国际原油价格的确是被投机操纵。谁在操纵？去看看当时华尔街的研究报告就明白了。就在美国国会质疑油价操纵之时，高盛、大摩同时再发研报：国际油价将涨至每桶200美元。高盛原董事长、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彼时也站出来和国会唱对台，声称没有证据显示石油价格被操纵。
2008年次贷泡沫崩了，油价泡沫也崩了，高盛、大摩等在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害了多少跟风者权且不表，整个过程中，中国制造业企业其实才是最大的受害者。面对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中国制造业企业压力骤增：第一，要承受生产成本上涨的压力；第二，要承负国内信贷相对短缺、利率上涨、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财务压力；第三，要承受市场竞争激烈、上游成本无法向下游传导的压力。
据业内人士计算，2005年到2010年的6年间，采掘工业价格上涨88.9%，原材料价格上涨36.2%，但后端制造业产品价格仅上涨8.7%。
什么意思？前端成本绝大部分需要后端消化，以致中国传统制造业利润不断下降。
这当然也会迫使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但那是后话。就当时的结果看：第一，中国经济“内需疲弱”。当金融危机使中国“外需突然归零”之时，GDP增速较大幅度波动，并暴露中国经济“内需比重”过低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当时的内需会如此疲弱？彼时中国央行采用紧缩货币手段应对“输入性物价上涨”，但紧缩货币只能抑制内需，无法作用于“美国消费过热”。
第二，利用美元对国际大宗商品的计价和结算权，华尔街金融大鳄通过对资源类企业的股权控制，获取中国等制造业企业为资源现货进口所付出的代价。整个过程，华尔街期货、现货大丰收。

新动机
了解历史是为揭示现实。鉴于发达经济体连续12年实施超级宽松货币政策，尤其是美元水量巨大，世界早就担忧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因此而暴涨，甚至担心全球经济“滞胀”——经济停滞、物价飞涨。比如2009年7月9日，当美国祭出超级QE政策之后，法国时任总统萨科齐、英国时任首相布朗立即联名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呼吁美国加强石油价格监管。同时希望各国政府采取行动，抑制“危险的油价震荡”，以免在全球努力推动经济复苏之际“破坏信心”。随后，美国政府和期货交易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2019年之前的国际石油市场并未出现“不可理喻的暴涨”。
当然，这里还有许多“戏码”。比如，“欧债危机”压低欧元币值等拉高美元指数，再加上市场舆论主要渲染需求不足，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油价上涨。
但现在时过境迁，欧、美、日货币连续12年极度宽松之后，它们是否还有过去那样控制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欲望？或许，“老套路”背后已经有了“新动机”。值得高度关注的是：此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如果再出现“危险的暴涨”，那对中国经济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国际环境的劣变，迫使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能不对所有“貌似正常的经济现象”给出更多的思考和诠释。
3月25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彭绍宗给出的判断是：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可能通过贸易、金融等渠道向国内传导，但这种传导影响总体上是有限的、可控的。为什么有限、可控？彭绍宗认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于短期供需关系变化、流动性宽裕以及投机炒作等多因素交织的结果。由于目前大宗商品“供需两端”并未出现整体性、趋势性变化，所以价格并不具备长期上涨的基础。
按常规，上述判断具有充分合理性，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当今全球市场可能超乎常规逻辑，而华尔街利用美元“定价霸权”冲击中国经济的可能性不可小觑。
历史地看，炒作国际大宗商品无非两大因素：其一，利用美元利率与美元指数的正相关关系，以及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与美元指数的负相关关系，炒作美国货币政策因素；其二，利用资源产出国的自然、安全、增减产等供给因素，以及资源使用国的生产情况和国际经济热度炒作供求关系。那当下在炒作什么？第一，全球经济“疫后”恢复，必然带来需求回升的预期；第二，因为发达国家连续12年实施极度宽松货币，所以就算美元指数走高亦属不可持续。两者相加，华尔街炒高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极易引发羊群效应。但是，此次大宗商品价格被炒似乎浅露新特点：油价呈现修复性、有节制地上涨，但铁矿石、有色金属、粮食等商品期价却十分放纵，甚至有冲破历史高点的潜质。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征？其实，这恰恰体现了“价格操纵”。我们必须意识到，美国经济和财政目前根本无法摆脱对超宽松货币政策的依赖，而美国经济结构决定其CPI对油价非常敏感、对其他不敏感。所以，华尔街恶炒大宗商品绝不能干扰美联储诉求，“控制油价而放纵其他”或成必然选择。但对中国而言，尤其是对中国的传统优势产业、产业链、产业集群而言，铁矿石、有色金属、粮食等商品价格暴涨所带来的冲击与伤害不可小觑。
需要系统性破解方案
从目前情况看，中国部分制造业企业经营已经面临较大困难：第一，上游原材料生产企业和中间商囤积居奇，期待价格上涨大赚一笔，使得下游企业成本的不确定风险大大增加，也迫使终端用户不敢贸然订货；第二，上游原材料企业惜售，或引发下游企业加价抢货，从而恶性循环——越抢价越涨，价涨更囤货；第三，原材料价格越高，企业购买原材料的贷款需求量越大，但因银行贷款总量控制，无法满足全部企业需要，结果顾东顾不了西，导致部分中小微制造业企业可能要面对资金链断裂的危险。
面对现状，政府应尽快拿出有效措施，否则可能会给中国经济造成伤害。
如何破解？前提是：以我为主、内外兼修。加力推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中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相贯通，坚持系统观念。
在此前提下，笔者的建议是：第一，央行以1∶1的比例“收短放长”，在投放长期基础货币的同时等量回收短期基础货币。如此可在“不搞大水漫灌”的同时，让货币政策边际宽松。如此一方面可扩大商业银行放贷能力，尽量满足制造业企业购买原材料所必需的增量贷款，并以此强化中国经济增长的良性预期；另一方面可以稳定股市良性预期，监管部门通过适度放宽制造业企业股权再融资政策，令企业有能力保持资产负债表健康，平衡融资成本。再有，央行可以加大中小微制造业企业信贷直达力度。
监管部门应采取坚决措施，全力制止原材料囤积居奇。在此过程中，银行应当担负起监控囤货之责，不投放超出产能或订单的原材料购置贷款。
在国储的监督之下，利用期货市场的现货交割库，在中国期货市场开办“常设大宗商品现货拍卖市场”，以强化中国现货需求对国际期货价格的影响力。尽管期货市场理论上应当发挥套期保值、价格发现的功能，但鉴于华尔街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实际操控”，从而迫使中国等现货使用国要有反控制措施，而“常设大宗商品现货拍卖市场”或将强化现货市场对期货市场价格的反作用，有利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归真实市场需求。
中国可以收集世界各地公开商品供求数据，尤其是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供求数据，并以此构成中国“全球数据”发布机制。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需要，同时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求。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有效打破华尔街通过研究报告左右市场预期的格局。

此外，有个必须重点强调的问题：通过观察上图可以发现，加入WTO之后，中国CPI走势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CRB）走势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这就是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涨跌严重影响着中国国内物价水平，这就是“输入性物价上涨”，2001年到2008年表现尤为突出。
历史经验证明，面对“输入性物价上涨”，中国不应以紧缩货币去应对。因为，美国不会因为中国紧缩货币而停止滥发货币，华尔街也不会因为中国紧缩货币而停止炒作大宗商品价格。所以，面对“输入性物价上涨”，各项经济政策必须确保中国经济处于健康、活跃的状态，而绝不是相反。尤其是现在，中国处于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当中，紧缩货币可能将中国经济导入“债务通缩”的陷阱。所以，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责编 | 周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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