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银行“蜕变史”之二：陕北“希望田野上”的折戟之旅

接上期：西安银行蜕变史之一：紧忙生存危机，哪顾跑马圈地
《调查清样》—撰文 | 文一刀
2010年12月6日，济南警方接到报案，齐鲁银行在受理业务咨询过程中发现一存款单位所持“存款证实书”系伪造，经初查为“刘某某通过伪造金融票证等手段多次骗取资金，涉及济南一些金融机构和多家企业”。据披露，该案涉及金额101亿元，其中涉及齐鲁银行的诈骗金额最多，逾70亿元，因此，在2010年12月23日济南警方通报案情时，这个对外名为“刘某某涉嫌特大伪造金融票证案”的案件又被称为“齐鲁银行骗贷案”。

这起案件旋即引起监管层对于城商行疯狂扩张的担忧，2011年两会期间，高层点名批评城商行的盲目扩张，随后城商行的异地扩张被监管机构叫停。西安银行的第一家异地分行则踩着叫停前短暂的停顿，在济南方面对外公开“齐鲁银行案”一周后开张了。

榆林分行的开业被视为西安银行继不久前从西安市商业银行更名后的又一“重大战略成果”，标志着“西安银行跨区域经营迈出了实质性步伐，由地方银行成功转型为区域性商业银行”。在开业致辞中，相关领导满怀憧憬地称：“榆林分行的开业和稳健快速发展，必将对西安银行按照‘先省内、后省外、先西部、后全国’的跨区域发展战略，加快战略布局，进一步提升在陕西省乃至西部的业务辐射能力和发展合力，向国内优秀区域性商业银行的战略目标快速迈进，倾力助推陕西加快西部强省建设，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西安银行对榆林分行寄予厚望的基础是陕北地区、尤其是被喻为“东方科威特”的榆林，其能源经济的高涨并逐渐疯狂。随着煤炭、石油资源的开发，陕北的经济迅速发展，榆林市尤为典型。

自2002年起，榆林连续7年GDP每年保持20%以上的增幅，增速陕西第一。到2010年榆林的GDP终于冲破千亿大关，创出1010亿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增幅为24%。在榆林下辖号称“陕西第一县”的神木县，GDP由2007年的197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771亿元，年均增长39%。神木自2008年进入全国百强县，当年排名第92位，2011年末便冲至36位，2009年3月神木因推出全民免费医疗和15年免费教育而震动全国。无怪乎在2010年榆林市召开的两会上，当地以底气十足地姿态对外宣称：“5年后，榆林GDP将达到4000亿元”。

因此，西安银行榆林分行开业时，在陕北高原上遍地流动的黑金味道盈动之下，“齐鲁银行骗贷案”敲响的城商行异地扩张警钟在其听来似乎既遥远又微弱，西安银行兴高采烈地加入了“淘金陕北”的浩荡队伍，殊不知这场夹杂着击鼓传花游戏的黑金盛宴已至尾声。
2012年下半年，煤炭市场开始高台跳水，当年年底，继温州、鄂尔多斯之后陕北民贷市场崩盘，其力道之大可谓一溃千里。陕北民贷的崩盘起始于榆林神木县几个集资“明星”的陨落，2012年9月，神木“张孝昌案”爆发。张孝昌早先从事黄金珠宝生意，从2008年起以网上炒黄金、纸白银生意为由开始向社会不特定人员以月息2.5%-3%不等的利率（分为按月结息和按季度结息两种）大量非法吸收社会存款，经司法鉴定，截止案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高达101.19亿元”。涉及1380人、公司56家，其中报案客户427名，未报案客户1009名。仅2009年度至2012年度就向已报案的430余名被害人非法吸收存款约20亿元人民币。
张孝昌案发又直接导致“房姐”身后的金融链条断裂，因借贷1.2亿元给张孝昌无法收回，龚爱爱案随即爆出。
神木另一名涉嫌集资诈骗案的“集资大王”刘旭明则于2011年6月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长青集团手中转让到阿左旗石驼山矿区煤炭资源详查探矿权证，以该矿储量大、分红快为由，吸收神木群众资金，涉案金额3.6亿元，部分钱用于还贷款、利息、买车以及挥霍。核实资产时发现，刘旭明的几辆豪车全部是从汽车经销商处赊的，并没有付钱。而内蒙古的那个煤矿，探矿权也不在他的名下，几乎找不出他有什么真实的资产。
自张孝昌集资崩盘之后，神木县先后有2人自杀。2012年12月12日，神木人武安祥在西安一酒店割腕自杀，他曾在张孝昌处投入600万元。2013年1月23日，神木县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政治教导员张英被发现服毒“自杀”，他曾在张孝昌处投入1000万元。而“房姐”龚爱爱也曾在2012年10月自杀未遂。随着“张孝昌案”、“龚案”、“刘旭明案”的爆发，陕北各路民间借贷“中小盘”也纷纷出现本金、利息难以收回的局面，直至引发2013年7月15日的众多投资户封堵神木县政府事件。
陕北的经济状况自此开始恶化：2013年，神木县从此前36位陡然跌出全国百强县，2015年榆林、延安GDP出现大幅度的负增长，榆林从2014年接近3000亿的GDP峰值掉头急转直下，当年GDP与5年前4000亿的豪迈目标相去甚远，仅为2621.29亿元，同比降幅10.25%；延安当年GDP为1198.63亿元，降幅13.52%。
作为西安银行发展里程碑的榆林分行也被套牢在“陕北泥潭”当中，即便榆林经济在2017年重拾升势并取得3318.39亿元的GDP业绩，这个分行也没有因此而恢复元气，仍不得不将大量精力用于在不良贷款清收的混水中进行希望渺茫的“捞鱼”工作。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西安银行所有不良贷款中，榆林分行占了23.9%，而该分行35.677亿元的资产规模仅占西安银行2341.21 亿元总资产的约1.52%。这还仅是在对榆林分行不良贷款进行了大量会计处理情况下的呈现，真实情况如何虽不得而知但从几项事例中可略见一斑。
府谷县景荣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煤炭生产加工销售企业，也是西安银行榆林分行的贷款客户，因到期无法还款而被起诉并申请强制执行，2017年7月18日，申请执行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行以正在积极协商还款方案为由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撤回执行，但在2017年11月底榆林市发布的第四次诚信“红黑榜”上,府谷县景荣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被列入2017国税系统失信纳税人“黑名单”。
在西安银行榆林分行与榆林市鸿图欣业煤炭运销有限公司、榆林市煤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温玉川、王荣利、孟二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涉案的贷款本金为人民币2550万元、从2015年10月20日起计算已产生利息约155万元，在申请强制执行后不久西安银行榆林分行以正在积极协商还款方案为由，于2017年12月22日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撤回强制执行。
2017年12月25日，同样以积极协商还款方案为由撤回了与榆林市博隆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榆林市国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执行。与陕西兴茂侏罗纪煤业镁电（集团）有限公司、陕西昊田集团煤电冶化有限公司、高乃则等的借贷诉讼执行亦是如此。这些典型事例与其他几十起诉讼一起都被描述为“不良贷款清收处置”。
对于西安银行来说，榆林分行的折戟之旅继而引发了一个异常艰难的选择：到底是该固守西安一城还是继续努力跨区域拓展？待续。—《调查清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