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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英国在2016年公投退出欧盟后出乎意料地收获了经济增长的果实，在2016至2036年这二十年间年均GDP增长达5.14%，成为西方国家中增长最快的一员。这个结果与退欧前后的悲观预期和西方精英们的设想有很大出入，就如同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劳比斯（S. Laubis）在22世纪初出版的《再造帝国：为何英国能在21世纪完成这个意外的任务？》一书中所说的：“欧洲的精英、也包括亲欧派的英国精英，在21世纪初的那十几年完全与底层社会脱节，更糟糕的是他们同时也完全没有嗅到世界潮流在急剧改变所散发的味道。” 事实上，就连亲手缔造了英国退欧这一结局的社会底层英国民众，也未必就能洞察历史先机，他们只是敏锐地为自己的切身利益投票，而历史的机缘巧合就是这样把一个没落的老王国带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新境地。 要说英国在21世纪30年代前的快速增长，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来看，每个时期的历史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发展，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英国彼时尚在欧盟体系内，是绝不可能分享到这些历史事件所带来的红利的。 第一个时期：做中国代理人的搭便车时代 从后来的解密文件我们得知，英国事实上在2013年起就开始密谋将国运押注于中国崛起上，时任首相卡普韦尔（J. Capwell）与财相阿尔戈（G. Argow）在一批金融家的支持下说服了王室动用软实力配合他们“讨好”中国的一系列举措，随着首相卡普韦尔于公投退欧达成后的辞职，阿尔戈赢得大选并接任首相职位。可想而知，这个后来被称为“陶瓷盒集团”的亲中小团体继续将英国推往崛起中的东方巨人。而在退欧的背景下，英国别无选择，只能在维持英美关系的同时，大力亲近中国。 在退欧后英国迅速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同时向中国转移了一系列包括飞机引擎、芯片、纳米材料和化工品的关键研发技术，此外还为中国资本在非洲、美洲和大洋洲进行了大量对当地政府和媒体的公关工作。同时，英国人也开始陆续收到中国的礼包：伦敦在北京支持下成为中国境外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英国的银行与亚投行进行更紧密的合作甚至获得了部分特殊股权、与中国在海南博鳌签订了《中英双边更紧密交流合作框架协议》。 就这样，英国人搭上了中国崛起的便车，成为了中国在西方的代理人和在世界各国中的说客，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和产能输出创造了良好的世界舆论环境和公共关系。而如此一来，英国的第三产业重新被激活和开始猛增，金融业、法律咨询业、航空运输业、旅游业和媒体广播业等第三产业纷纷创下强劲的业绩。 第二个时期：英镑低迷下的大出口时代 在退欧后出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的丹尼特（G. Dennett）有效地利用了退欧风波掀起的英镑汇率暴跌这个契机，他及之后的几个行长都维持英镑汇率在一个很低的水平，这大大地提高了英国的出口空间和贸易顺差。在2018-2026年这八年间，英镑汇率累计跌幅超过35%，而同期英国的出口总值累计升幅达309%。 英国对欧盟国家的出口并没有受到退欧的多大影响，尤其是对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盟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因产业结构互补关系而几乎不受影响。而另一方面，在跨大西洋贸易中，由于美国孤立主义重新兴起加上美国对美英关系的冷处理，导致英国产品出口美国受到一定影响。 由于《中英双边更紧密交流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英国商品在中国获得了特殊地位，传统的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化工产品和光学医疗设备等主要对华出口商品猛增，而中国的数十年年消费升级过程缔造出的对消费品、文化娱乐产品、旅游产品和金融理财产品的庞大需求也拉动了英国在这些领域的出口，直接产生了大量针对中国市场的创业公司。英国经济在弱势英镑和中国需求的双重带领下日益繁荣。 第三个时期：恰逢其时的伊朗战争和伊斯兰战争 2010年代末，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B. Naphtaly）执意向伊朗核设施发射三十枚弹道导弹从而引发伊朗战争，美国首位女总统柯蒂斯（H. Courtis）出于私念和意识形态理由（后来史学界普遍认为犹太集团的游说也起了关键作用）而介入战争，但不幸的是第五舰队连同两个海军陆战队远征师在波斯湾被伊朗利用近岸快艇的肉弹战术以一枚战术核弹消灭，随后伊朗人罕见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一众逊尼派国家联手围攻以色列并最终取得战争胜利。 当以色列在签订《圣但尼条约》举国从中东搬迁至马达加斯加以及美军撤出中东后，伊斯兰世界内部旋即爆发战争以争夺中东的霸权真空，什叶派国家在伊朗带领下与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国家进行了近六年的伊斯兰战争，最终在《伊斯坦布尔和约》框架下达成新的势力分配方案。 在上述两场战争时期，英国的军工产业得到极大刺激，英国宇航（BAE）、泰利斯英国（Thales UK）、皇家兵工厂（ROFs）等主要军工巨头为中东冲突各方提供了大量通信仪器、军用设备和武器装备，两场战争为英国军工产业送去了累计超过950亿英镑的收入，而围绕军工产业的上下游行业更是获得大幅拉动。 第四个时期：第二次美国内战使大量美资到英国避险 美国在波斯湾铩羽而归，紧接着国内爆发大规模暴乱和反犹运动，民主党政府唯恐民众武装起义而强硬出台《斯蒂尔-布坎南法案》（the Steelman Buchanan Act）开始执行全面禁枪。此举一发不可收拾，在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亿万富豪、网络红人特兰布尔（D. Tramble）的鼓动和资金支持下，美国中下层民众连同在中东受挫而归心怀不满的退伍士兵一同攻陷得克萨斯胡德堡（Fort Hood）军事基地，第二次美国内战随之爆发。 美国爆发内战的最大受益者之中无疑也包括英国。本来美国资本在美英之间的跨大西洋流动就极为频繁，内战一起大量美国资本直奔英国避险，富时100和AIM指数屡创新高。尤其是硅谷的大量资本和科技公司纷纷涌入爱丁堡、斯特林和伦敦，使英国迅速成为中美以外最活跃的科研中心和高科技创业市场。而大量美资的进入也直接推动了英国各大都会的楼市，伦敦更是一度成为全球房价最高的城市。 随着英国股市、楼市、风险资本和高科技创业市场价值的飙升，英国经济繁荣达到近二十年的顶峰。 就这样，英国的国运在退欧后的二十年内吊诡地转好，这也为英国人接下来在21世纪中期的人类与翡翠文明第一次接触以及在21世纪下半页陆续展开的太空殖民事业打下了牢固基础。不过，阳光照射下也存在着阴影，随着英国国内的穆斯林群体日渐增多，伊斯兰力量开始向国家权力渗透，这将在21世纪末的英国本土促成一场异常严峻的危机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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