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土壤肥力流失，古代欧洲定期爆发战争，死亡的人埋葬地作为肥料开的鲜花最茂盛刘德华的《战神》提起这个欧洲俗语
，罗马立国时屠杀一个蛮族的土地出产葡萄园葡萄最好吃，干脆这个杀死灭亡蛮族的名字作为掠夺者，盗贼的代名词了，欧洲到今天必须从秘鲁，瑙鲁进口鸟粪作为肥力补充物，现在氮肥生产才冲淡这个要求
石器时代法国只有4万人口，法国大革命法国城堡也有4万座。从4万男女老少增加到4万骑士组成的阶层，而法国人口增加到百万，到今天几千万了，英国在谷物法出现前人口从来不能超百万，现在超过千万，高于此数字的人是没有尊严也没有生命的，
欧洲基督教时代，贵族平民让渡读书特权，阉割过的天主教传教士负责读书识字，贵族炫耀不会数自己家产为荣
卢瑟经济学(2.2)——资本的危机（绝育集中营）（简介绝对人口过剩论）(2010-10-09 22: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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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瑟经济学（2.2）——资本的危机（绝育集中营）：（简介绝对人口过剩论） “这似乎是一个自然规律：穷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轻率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如此轻率，嘴里没有衔着金羹匙就降生到世界上来），所以，总是有一些人去担任社会上最卑微、最肮脏和最下贱的职务。于是，人类的幸福基金大大增加，比较高雅的人们解除了烦劳，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比较高尚的职业等等…… 济贫法有一种趋势，就是要破坏上帝和自然在世界上所创立的这个制度的和谐与优美、均称与秩序。”——《论济贫法》 “关于马尔萨斯的理论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了。现在我们再来简略地重述一下这一理论的主要结论：地球上永远有过剩人口，所以永远充满着穷困、匮乏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数过多，这是人类的宿命，是人类的永恒的命运，因此，人们就分为不同的阶级，有些比较富裕、受过教育和有道德，而另一些则比较穷困、不幸、愚昧和不道德。由此就得出下面这个实践上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是马尔萨斯本人做出来的）：慈善事业和济贫金实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只会维持‘过剩人口’的存在，并鼓励他们繁殖，而其余的人的工资也因他们的竞争而降低了。济贫所给穷人工作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既然只有一定数量的劳动产品能够找到销路，一个失业的工人找到了工作，就必然要使另一个现在有工作的工人失业，换句话说，济贫所这种事业是在损害私人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问题决不在于去养活‘过剩人口’，而在于采用某种办法尽可能地缩减过剩人口的数目。马尔萨斯干脆宣布，以往公认的每个生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权获得生活资料的说法是完全荒谬的。他引用了一个诗人的话：穷人来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马尔萨斯自己又添上了一句：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滚蛋（she bids him to gone），‘因为他在出生以前没有事先问一下社会是否愿意接受他’。这一理论现在已成为英国一切真正的资产者心爱的理论，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这种理论对他们是很方便的，而且在现存关系下它在许多方面是符合实际的。既然问题不在于利用‘过剩人口’，不在于把‘过剩人口’变为有用的人口，而只在于用尽可能简便的方法使这些人饿死，并同时阻止他们生出过多的孩子，那末事情自然就很简单了，不过还得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必须使‘过剩人口’承认自己是过剩的，并且心甘情愿饿死。但是，尽管仁慈的资产阶级已经费尽心机，使工人们相信自己没有用处，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希望。相反地，无产者却坚决相信，他们有勤劳的双手，他们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无所事事的有钱的资本家先生们，才真正是多余的。”——恩格斯 毛主席说过，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句话，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也很有哲理。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不存在无产阶级的物理和资产阶级的物理，或者无产阶级的化学和资产阶级的化学。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不同阶级思想确实代表不同的阶级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不同阶级的利益不同，认识也必然不同。这些思想不仅仅局限于对世界的认识，也必将指导对应的阶级参与改造社会的进程。作为分析指导人类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行为的经济学自然难逃这个“烙印”。 言归正传。 现在危机出现了，怎么解释呢？怎么解释就涉及到怎么解决，怎么解决就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于是各种思想粉墨登场。每个人的思想，都符合自己的阶级利益，每种解释都对应相应的解决方案，每种解决方案都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至于能不能医治经济危机，则是另一回事情。 金字塔的顶端往往是既得利益的阶级，任何社会变革都难免触犯他们的既得利益，维持现状对他们是最有利的，所以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相对保守的，对世界的解释也是一切都是完美而合理的，或者只要维持现状，人人安分守己，则整个社会即将合理。一切矛盾都将化于无形，即使存在也是个案，或者是当事人的私人问题，需要当事人自己承担责任，与社会无关，社会无需做任何改变。在他们看来，任何改变的尝试，都将破坏社会的完美，都将是全体成员的灾难，既是稳拿的灾难，更是卢瑟的灾难——卢瑟的利益被稳拿代表。 最早的集中营的雏形是英国的救济院。许多卢瑟被集中到一起，强行分性别、年龄居住，工作繁重，居住拥挤、营养不良，没有看守的书面批准，不得离开，不得接见来访者，一旦进入，永不脱生。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有计划地不断减少他们的数量。因为他们是对社会没有用的人，需要不断被消除。在这里，他们要进行苦役犯一样繁重的体力劳动，要忘记自己的狗窝和狗崽子，要像狗一样地生存，狗一样地死去。这里不是监狱，不是奥斯威辛，不是达豪，不是古拉格，不是美国的二战日裔集中营，而是英国的救济院。与纳粹集中营的区别是，这里的扣押不是犹太人或者纳粹的政敌，而是走投无路的贫穷失业工人，是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卢瑟。 救济院的法律依据是英国的济贫法修正案，也称新济贫法。这种把失业的卢瑟关起来的思想理论来自一位牧师。这位牧师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人口论，从两个抽象前提出发：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但几乎保持现状。他认为在这两者中，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更为巨大。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即以１、２、４、８、１６、３２、６４、１２８、２５６、５１２的增加率增加；生活资料将以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的算术级数增加率增加。当人口增加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加，自然就会发生贫困和罪恶来限制人口增加。 在《人口原理》第二版中，马尔萨斯把原先提出三点结论改为：人口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的阻止；这些抑制和那些遏止人口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以归纳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马尔萨斯提出无力赡养子女的人不要结婚，并且在婚前要保持贞操。他认为，如果不实行道德抑制，那么由人口增殖超过生活资料增长而产生的贫困和罪恶就无法避免。 希特勒的绝育计划，涉及各种被医生认定有各种疾病的人，或者劣等种族，与种族和生理挂钩。马尔萨斯要卢瑟绝育，直接与收入水平挂钩。没有钱就不要结婚，不要有性生活！一个人及其后代生存的权利，直接与腰包的鼓胀程度挂钩。 幸好马尔萨斯没有提出对男性的卢瑟实行强制阉割，否则如果阉割了，日后经济地位改善了，是否还实行恢复手术？如果不能恢复，那么这位未来的稳拿，现任的卢瑟是不是丧失了把财产传承下去的权利？卢瑟绝育，稳拿不绝育，稳拿的后人难道不会越来越多？既然是人口过剩，为什么只让卢瑟而不让稳拿绝育？或者，按照马尔萨斯的观点，卢瑟就是卢瑟，永远不会成为稳拿？ 马尔萨斯还提出了让渡利润论和第三者理论。即由于存在着由地主、官僚和牧师等组成的“第三者”，他们只买不卖，才支付了资本家的利润，才避免了社会消费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的危机。 马尔萨斯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社会存在的大量失业和贫困，是卢瑟生孩子太多。这么多人要就业，哪里有那么多岗位给他们？必然要有卢瑟失业。二是神职人员、官僚和地主能消费掉多余的产品，是社会经济重要而有益的部分。这是他对经济危机的解释。按照他的理论解释经济危机，那么解决危机的方式也就顺理成章了：要解决劳动力过剩就要让卢瑟绝育，要解决产品过剩就要提高神职人员、官僚和地主待遇。 哪个阶级都不会把自己描述成寄生虫，马尔萨斯是牧师，自然不会把僧侣描述成寄生虫，相反会把自己描述成对社会有特殊价值的人。神职人员的价值就是消费掉多余多的产品，这是为资本主义社会做贡献。 既然承认有多余的产品，为什么不能给生产产品的卢瑟去消费，而只能给神职人员、地主和官僚消费呢？马尔萨斯的解释是卢瑟会生更多的孩子，导致社会贫困。那么难道神职人员、地主和官僚就不生孩子吗？他们生孩子就不会导致社会贫困吗？这是因为他们比卢瑟更高贵，还是因为马尔萨斯本人是神职人员呢？其实，猪比马尔萨斯能更好地完成消费多余产品的任务，做出更大的贡献。或者说，在这方面马尔萨斯不如猪。事实上，没有干活的人，社会一天也运转不下去；没有不会生产只会消费的人，社会照样运转。需要养活的不是日夜劳作的穷人，而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富人，比如马尔萨斯牧师。 要证明马尔萨斯的解释是胡说八道（的扯淡），也很简单。明明是产能过剩导致工人失业，怎么能说是生产资料不足导致工人失业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不是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导致工人过剩，而是大量设备闲置，工人失业。全社会不是因为人口过剩没有足够的消费品，而是工人失业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导致产品过剩。所谓生产资料不足导致人口贫困的现象，是马尔萨斯拍脑门想出来的，与现实完全不符。现实世界并不是没有产品，而是多数劳动者没钱去买。不是没有生产资料，而是工厂倒闭，生产资料闲置。马尔萨斯根本不顾现实情况，完全靠自己凭空的想象去解释经济危机。他这么解释的目的，还是要落脚在他暗示的解决方案上——给神职人员提高待遇。他要给自己提高待遇，还要拉上地主和官僚作为政治上的盟军。至于卢瑟，属于没有用的人，应该被逐步压缩人口数量。压缩的标准就是钱包的鼓胀程度。 尽管是与事实不符的扯淡，但是资本家很喜欢马尔萨斯的理论。马尔萨斯这么一解释，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失业、贫穷就不是分配不公造成的，而是人口规律造成的。所以，贫困是卢瑟自己的事情，与稳拿无关。马尔萨斯极力反对当时的济贫法，提出对卢瑟的贫困救济只能刺激更多的贫困，政府改善卢瑟的生活，只能让卢瑟生更多的孩子，最终使卢瑟再次陷入贫困。真正解决贫困的方法，就是让失业的卢瑟绝育，达到压缩卢瑟人口的目的。他的理论还提出只有保持财产私有制以及各人担负起养育自己孩子的责任，才能使人们自制，不至于生育过多的子女。所以，财产私有制是出自人性的“人口自然规律”的支配而产生，它是永恒存在而不能被推翻的。 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最根本的落脚点是：第一、工人穷困与资本家无关。第二、政府不能用资本家的钱救济工人。第三、私有财产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永恒而不可侵犯。资本家对观点的接受并不取决于这种观点是否实事求是，而是结论是否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资本家当然拥护马尔萨斯的扯淡，而且是热烈拥护。 英国历史上是否给神职人员提高待遇不清楚，不过，通过法律对卢瑟逐步实行隐性的灭绝，却是实在发生过的事情。 1834年，英国议会通过的一项取代1601年发布的济贫法的新法律——济贫法修正案，史称“新济贫法”。老济贫法对待饥民相对宽松，一直让稳拿不快。本文开始的那段话，就是一位牧师指责济贫法的大作《论济贫法》（1786）的一部分。这位上帝的仆人的大作中还有一段名言：“用法律来强制劳动，会引起过多的麻烦、暴力和叫嚣，而饥饿不仅是和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力，会唤起最大的干劲。”这就是稳拿对济贫法耿耿于怀的根本原因——不把卢瑟饿得要死，让他们随时处在饿死的边缘，他们怎么可能拼命工作？失业者越落魄，在职者越有干劲。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愿意付出更多的劳动要求更少的报酬。（当然，这是一个可能性，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造稳拿的反。肉食者鄙，稳拿要有这见识就不叫稳拿了。） 新济贫法废除了“院外救济”，取消对无业贫民的一切金钱和实物的救济，只允许一种救济方式，即把他们收容到习艺所中。贫民只有在进入“济贫院”后，方可获得食物救济。而该院实际上是前面谈到的集中营。工作繁重，待遇低下，食物很差，住宿拥挤。人们按年龄性别分居，达到绝育的目的。没得到监工书面批准，不得外出或者接见来访者。 稳拿安排卢瑟来到这里，是为了逐步灭绝他们。1834年这项新法律具有把社会无用的人集中起来，逐步压缩人口数量的思想。这比纳粹早了一百年。与纳粹对犹太人绝育相比，这里的标准不是种族而是财产。活下去、生儿育女的权利，直接与财产挂钩。这是资本家对失业者的隐性的种族灭绝，划分的标准则是以财产。没有财产的人，则要看资本家是否愿意雇佣他们。如果不能为资本家服务，就要被逐步有计划的清除掉。需要工人的时候，就雇佣他们。不需要的时候，就送他们去集中营。 穷人如同牲口，没有那么多的饲料，就要减少牲口的数量。这就如同游牧民族在过冬之前大量宰杀牲畜节省越冬的饲料。——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施行的大规模屠杀，而是相对“文明”的绝育。 “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1]。工人直接成为资本的奴隶，奴隶的数量直接受资本的需求弹性波动。在利润和金钱面前，资产阶级政府比封建君主专制政府还要贪婪、残忍。 思想的危险在于付诸行动，危险的思想导致危险的行动。每一个社会都会有一些被社会统治阶级认为是无用的废物，甚至蛀虫的人。把这些蛀虫控制起来，逐步压缩数量，从统治阶级的角度看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危险的是，划定蛀虫的标准仅仅取决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马尔萨斯是第一个公开提出这样的思想并为之提供理论依据的人。逐步消灭对统治阶级没有用的人，这样的思想怎么也不像一个神职人员提出的，可偏偏就出自一个神职人员。 参加英国宪章运动的工人对马尔萨斯和新济贫法竖中指，马勒戈壁的网络神兽！英国工人在宪章运动的时候，直接提出要废除新济贫法。你们这些官僚要涨工资，却要把我们这些劳动者关进救济院，应该把你们先关进去。 不过，资本家对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并不是全盘接受的。工人饿死活该，这是因为他们自己多生孩子，与资本家无关，这是资本家欢迎的。神职人员消费掉多余的产品，有利于资本家的观点，资本家肯定不能容忍。资本家需要的是第一部分，不是第二部分。李嘉图与马尔萨斯保持了长期的争论和友谊，临死还把自己一部分遗产赠送给马尔萨斯。友谊是因为李嘉图赞成工人饿死活该，争论是因为李嘉图不赞成马尔萨斯提出的神职人员、官僚和地主对经济的贡献。
马尔萨斯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天生存在消费不足的倾向，工人和资本家组成的社会无法消费全部产品，需要存在第三者消费多余的产品。他暗示增加神职人员、官僚和地主的待遇克服消费不足。相比之下，萨伊定律连这一点都否认了。
这个制度是可选项
杀死革命者和麻风病的方法完全可以在文学上采用相同的描写手法
无声的较量：终结麻风病
央视国际 2004年03月17日 15:50
(字幕)
天下苦人，吾等为最。贫矣而病，病矣而麻风。形既可丑，气难触人。人纵怜吾，而吾已拒人于千里之外。
——摘自1935年腾县麻风院纪德碑文
（音效）1935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从广州白云山一个名叫紫薇庙的荒野地里，突然传来一片沉闷的枪声。
那个时候，在荒山野岭枪毙几个犯人或革命者并不少见，但奇怪的是这次枪决的300多个死刑犯，既没有以往的法警和判决书，更没有革命者临刑前英勇高呼的口号，行刑者们甚至都没有给他们编造哪怕莫须有的罪名，那么倒在血泊中的这些无辜者到底是谁，是什么使他们遭到如此残酷地杀害呢？
（片头音乐）一种最古老的传染疾病，一个人类几千年无法醒来的恶梦，这是死亡灵们讲述的最惨烈的人间悲剧，这是现代医学打响的最艰苦的一场战役，在这里，人类与瘟神之间进行着一场无声的较量。
片名：《无声的较量：终结麻风病》
1964年，我国向全世界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性病，当时这个消息震惊了全世界。
苏菲（马海德夫人）：解放以后我们封闭妓院，那个时候军管处半夜三更地去封闭那个妓院，那么需要医生检查病啊，马海德是有很大很大的功劳，确实这样。他带着队伍特别是到内蒙，到那些个最偏僻偏僻的这些个山区，去消灭性病。
乔治海德姆，瑞士日内瓦大学的医学博士，在他身边的同志都喜欢叫他的中国名字：马海德。为彻底医治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社会疾病，马海德和他的医疗战士们随后又开始了另一场战役，而这回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几千年来令人谈之色变的恶疾：麻风病。
苏菲（马海德夫人）：过去对麻风病是没有药可治疗的，所以古今中外过去都是把麻风病人活埋呀，火烧呀，像日本人在侵略中国的时候，把麻风病人都是活埋的，而且还要规定埋得多深多深，那么马大夫他们开始就是研究看什么样来能够治疗麻风病。
直到解放前，全国除了30多家教会医院办的麻风院，政府部门组织的对麻风病人的医疗救治几乎就是个空白。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大多数人都认为麻风病是不可能治愈的。
马海德知道，这场战役迟早要打，麻风病一定要被消灭，但他不知道，要赢得这场战役到底会用多长时间。
在人类和麻风病斗争的几千年里，几乎全都是失败的记录，而最早的记载来自3000多年前的古埃及。
（音效、闪白）公元前1324年至1258年，法老雷姆赛斯二世统治着古埃及辽阔的疆土，这时一种奇怪的疾病开始在埃及南部和苏丹等地的黑人中蔓延，病人先是手脚残破，接下来鼻塌目陷、面目狰狞，最终痛苦着死去，埃及人把这种病称为“瑟特”，意思是“溃烂”。
3000多年之后，现代考古学家终于打开了神秘的金字塔，当他们对一具埃及木乃伊进行详细研究时发现，这个不幸的古埃及人生前曾经遭受过麻风病的残酷折磨，他的颅骨因此而被严重损害。这项考古发现最终有力地证实了此前关于麻风病在古文明时期就存在的种种传说，可以肯定地说，作为一种古老的疾病，麻风病确实已经折磨人类几千年了。
叶干运（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研究员）：那么麻风病是最早从什么地方流行起来的，这个现在说法有三种，一个是古埃及，第二就说是印度，印度在大概1400多年以前，有一个经书，印度不是佛教吗，叫《吠陀经》，里头提出来有麻风，这个比较可靠，第三个说法就是中国，因为中国据说在殷商，公元前2000多年了，说有一个人为了避免杀他，追捕他，就用油漆把身子描得像麻风病人，躲避这个捕捉，但这个是个传说故事，所以这个也靠不住，真正中国的流行年代比较靠得住的是春秋了。
公元前8到6世纪，麻风病从亚洲和非洲传播到了欧洲，据说当时希腊半岛两个最强大的城邦雅典与斯巴达，与西亚和北非的国家爆发了一连串的战争，最后获胜的希腊人把200多万俘虏带回希腊卖做奴隶，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这场军事上的胜利会给他们带来无尽的灾难：一些身患麻风病奴隶把这种可怕的疾病带到了欧洲。到公元四世纪时，麻风病在欧洲已经广为流行，从斯堪德纳维亚到巴尔干半岛，面部畸残、手脚残破的晚期麻风病人已随处可见。
杨忠民（中国麻风病病防治协会秘书长）：头发脱落，汗毛也脱落，眉毛也脱落，耳朵呢有时候也残缺，鼻子也残缺，所以这样外表特别是面部畸形，残废，给这个人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外貌。
由怕而无奈，由无奈而生恨，历代统治者出于对麻风病的恐惧往往最终迁怒于染上麻风病的病人。
在中世纪的欧洲，经常有这样的传闻：恐惧的人们用船把麻风病人大批运到海上，再投入大海溺死，而许多荒郊野外和无人居住的山谷，成了专门放逐麻风病人的隔离区，麻风病人被当作死人看待，据说隔离前还要举行送葬仪式，隔离后限制外出，如果外出，须边走边摇铃或打板儿，以使他人及时躲避。*
1975年底，考古学家在湖北省云梦县的秦墓里出土了1155支竹简，研究发现，这些竹简是秦朝判案的法律文件，而其中有6支竹简揭开了发生在秦始皇统治时期的一件惨案，一个老百姓因被发现身患“疠”病，根据秦朝的法律被押送到地处偏远的“疠迁所”，然后被挖坑活埋。关于麻风病人的悲惨故事自古流传甚广，而当权者迫害屠杀麻风病人的悲剧直到20世纪还时有所闻。
叶干运（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研究员）：像广州有一个叫陈济棠，一个军阀，就集体把麻风病人，据说有300多，召集来，说是请他们吃饭，然后在白云山枪决了。
麻风病患者不仅要承受疾病的折磨，甚至还要受到 “法律的严惩和强权的迫害”，病人不仅得不到同情和救治，还要受到社会的歧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600年前的一天，正在开学授业宣传儒家学说的鲁国人孔丘，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弟子冉伯牛患上了一种在当时称为“疠”的可怕疾病，深为伯牛惋惜的孔圣人无奈而沉痛地叹道：“亡之，命矣乎！”。即使贤为圣人的孔夫子在这种可怕的恶疾面前也无能为力，只有将这个灾难归于天命。
叶干运（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研究员）：对麻风非常怕，不知道怎么得的，很多传说了，就是说是天刑，就说得罪了上天了，做了坏事了，是一种惩罚。
类似的“天刑”的说法同样存在于西方的历史传说中。《圣经》里记载到，公元前1050年，腓力斯人在一场战争中击败了希伯莱人，占有了希伯莱人的宝物，很快腓力斯人就遭受到了麻风病的可怕袭击，这场灾难直到他们将药柜归还给希伯莱人才告停息。希伯莱人把麻风病称为“杂拉斯”，意为“灵魂不洁和不可接触”，从那时起，麻风病就被认为是由于人们触犯了上帝而遭受的惩罚，麻风病人也成为受人歧视的罪人。
（音效，闪白）
新中国成立后，新政府立刻开始着手制定防治麻风病的政策，1956年中共中央把“积极防治麻风病”写进《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曾经为防治性病跑遍了全国边远地区的马海德，又开始率领医疗队深入广东、福建、江西、江苏的山村和海岛展开调查。
苏菲（马海德夫人）：他们先是做社会调查，因为究竟这个麻风病在中国的历史和它现症的病人有多少。而且对人民生活的危害性，他们先是研究这个，做调查，完了以后，再进一步呢就是看看有什么药能真正地对麻风病，能够起到治疗的作用。
1960年3月，马海德来到广东潮安县为一个即将建成的麻风防治基地选址。在他的主持下，广东潮安县江苏海安县成为全国最早的麻风病综合防治研究基地。马海德亲自带领研究室的工作人员拟定了以降低发病率、提高治愈率和保护劳动力为目的的综合性防治措施，并会同研究室的人员与当地防治人员一道先后在这两个县进行了长时期的现场防治研究，在马海德制订的综合防治措施下，经过将近20年的努力，海安县和潮安县的麻风患病率下降了将近10倍。
然而1966年，刚刚起步的中国麻风病防治工作由于政治风云的突变不得不放慢了脚步，受到政治冲击的马海德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事业，到北京阜外医院皮肤科担任了一名普通的门诊医生，中国麻防工作停滞不前，徘徊了整整10年的时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回到了麻防工作的岗位上的马海德振奋精神，加紧了消灭麻风病的工作，而此时一个叫李桓英的医学家加入到防治麻风病的战斗中。
1959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了7年的李桓英放弃国外优厚的工资待遇和生活条件回到祖国，投身于新中国刚刚起步的医疗卫生事业，一直从事皮肤病研究的李桓英文革期间被下放到苏北的一个麻风村进行改造，那是她第一次走进对病人隔离治疗的麻风村。
李桓英：苏北地区水区很多，他那个麻风村都像护城河都给他那么隔离。可见那时候那么隔离只能反映一个群众对麻风病的恐惧。那时候我秋天去的时候，正是八九月的时候，正是多雨季节，摇摇摆摆风一飘，我们从后面看着这像一群幽灵。
1978年12月，李桓英从中国医科院皮肤病研究所调到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开始正式从事麻风病的研究工作，但苏北麻风村看到的情景一直让李桓英耿耿于怀：不了解科学，即使医务工作者也很难消除对麻风病人根深蒂固的恐惧和歧视。
*风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真有这么可怕吗？它又是如何传播的呢？
（音效、闪白）
公元4世纪时， 德国莱茵河沿岸有很多麻风病人，按照当地民间的说法，得上麻风病是因为吃了河里的鱼。16世纪时，西班牙的士兵从南美洲带回了马铃薯，并在欧洲成功引种，随即流行起吃马铃薯会得麻风病的说法，在1774年的大灾荒中，普鲁士的农民宁肯饿死也拒绝食用马铃薯。而曾经在中国流传的说法更加千奇百怪。
叶干运（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研究员）：麻风过去还有什么上风下风之说，如果病人站在上风风一吹在下风的人就都要得麻风，还有这种说法。
19世纪中叶，大多数医学家经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逐渐把麻风病的病因集中在两个可能性最大的结论上：一部分医学家认为麻风病是不会传染的遗传性疾病，另一部分医学家则认为它是不会遗传的传染性疾病，双方为此争论不休。直到1856年，挪威著名麻风专家丹尼尔逊终于忍不住对真理的好奇，冒险将一名麻风病人的皮肤结节的刮取物接种到了自己和四名助手的身上，幸运的是他们五个人都没有因此染上麻风病，这使他更加坚定了麻风是遗传性疾病不会传染的观点。可惜，这种医学家用生命危险换来的实验结论不久就被推翻了，1873年2月28日，丹尼尔逊的女婿兼下属，挪威麻风学家汉森在显微镜下发现了许多棒状的小体，后来证明这就是麻风病的致病菌——麻风杆菌。
麻风杆菌的发现彻底结束了关于麻风病因的各种各样荒谬而奇怪的说法，麻风病的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科学的新纪元。丹尼尔逊至死依然坚持麻风病是遗传性疾病，否则他冒死得出的实验结论又该做何解释呢？
在迷惘了许多年之后，一个在225名科学家志愿者身上做的麻风杆菌接种实验揭开了这个谜底。在这225人中间，只有5个人得上了麻风病，这证明麻风病是一种传染率极低的传染病，95%的人对麻风病具有天然的免疫力。人类对麻风病的研究此时才刚刚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窗子。
（片花）
凭着自己对麻风病多年的研究，马海德在1981年提出了麻风病“可防、可治、不可怕” 的口号。对人们对麻风病的种种错误观念，这个性格和蔼的老人很少用语言去批评，他更愿意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人们对麻风病的错误认识。
苏菲：那一年的大年初一，他就是带着儿子，我们自己马大夫有车，告诉司机，而且用他自己戒烟省下来的钱买好多药品和慰问品，完了以后呢，开着车大年初一去慰问麻风病人。
在河北望都麻风病院给麻风病人拜年的时候，马海德向麻风病人问寒问暖，一把握住一个病人老汉的手，老汉竟然感动地哭了，他说：“马老，我患病25年了，没人敢跟我握手，您是第一个。”
马海德的行动感染了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麻风病防治工作中。经过仔细考虑，马海德提出到2000年底，在全国基本消灭麻风病的目标。然而这时，一个非常现实的困难又摆在了麻防工作者们的面前：在麻风病治疗中已经用了多年的单疗方案出现了麻风菌耐药性的问题。
这是一个危险的迹象，如果治疗药物的改进速度落后于麻风菌耐药变异的速度，人类半个多世纪来取得的成果就将前功尽弃，在这次赛跑中，人类还会再次争得主动吗？
（音效闪白）
人类寻找抗麻风药物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是一张巨幅的历史画卷，在汉森发现麻风杆菌之前，古今中外的医学家为医治麻风病已经进行过无数次的探索。
叶干运（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研究员）：古老的时候，像《皇帝内经》、《神农本草》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再晚一点，从晋朝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这是一部很有名的中医著作也有，可以说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几乎都有这方面的著作。这里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孙思邈，唐朝的，唐朝很有名的一个医生，他的著作叫《千金方》，他亲手治疗了600名麻风病人，这都有记载。
*我国南宋时开始用大枫子果入药治疗麻风，并取得初步的疗效。在无法弄清病因的情况下，历代的医学家都把自己治疗麻风病的种种得失记录下来，希望有益于后人的进一步研究。
直到1940年的一天，在美国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才真正结束了麻风病不可治疗的历史。当时一个正在研究肺结核药物的医生意外地发现，一种砜类药物对结核病疗效不明显，却对麻风病有明显的治疗作用，一年后，美国首先使用了苯糖砜治疗麻风病，20世纪50年代氨苯砜也被用于麻风病的治疗，60年代，医学家又相继发现了后来在麻风治疗中广泛使用的利福平和氯苯酚嗪。
杨忠民（中国麻风病防治协会秘书长）：这个麻风菌比较顽固，它这个菌不像别的菌，它细菌细胞膜有一层蜡质，有点像结核杆菌，这个药物不容易渗透进去，就不太容易杀灭它，所以这个效果从1943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是用这个单疗，就是一种药物的化疗。
由于单疗的疗期长，而且病菌容易产生耐药性，人们开始进行混合药物实验，并于70年代在马耳它获得成功，联合化疗方案浮出水面。
（音效、闪白）
1979年，刚刚调到热带病研究所的李桓英，听说有一种新的联合化疗方案正在国际上推广，决定把它引进来在国内搞试点。出国学习前，经过多方考察，李桓英把试点选在麻风病人比较集中的云南省西双版纳的勐腊县。
李桓英：我第一次去看他们的眼光我就知道他们抱有怀疑态度，他也不知道我是北京来的所谓的专家吧，来说给治疗病人，他半信半疑，我也跟病人说我说我治不好我再来，我每年会来看你们，他也半信半疑，但是我说的话我都兑现了。
1983年春节，李桓英带着引进的联合化疗技术和国际捐赠的新药，跋山涉水回到了勐腊县，在麻风寨里住了下来，整个麻风寨都成了她搞联合化疗的实验室。
李桓英：我们一个上午进去的话，春节我们也没放假，就天天都进去，吃药的话，有的孩子不爱吃了，有的人没信心了，不吃了。你还要做很多的说服工作。那么第二年去的话，那病人好多了那病人就欢迎你了，他病马上就见效了。
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后，李桓英果断决定把国际通行的6至7年疗程缩短为两年，按李桓英的方法服药后，这个麻风寨的47例麻风病人全都痊愈了，在随后十几年的追踪观察中无一例复发。
（音乐）1990年，彻底消除麻风病的云南省勐腊县麻风寨，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更名仪式，新的村名叫“曼南醒”，意思是“河边的新村”。
短程联合化疗试点取得成功后，开始在西南高发区扩大试点，并在全国麻风地区进行推广。
1986年，为进一步落实各国麻防协会对我国的援助，已经身患癌症的马海德带病出访了十几个国家，不仅为麻防工作争取到了上千万美元的医疗器械、交通工具和药物，还分别为每个有麻防任务的省区找到了对口支援国家。
1988年8月初，正在北戴河主持一次麻风防治座谈会的马海德病重住院，虽然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但马海德坚持打字办公，只要是和麻风有关的来信，他都让老伴苏菲念给他听，但一封来自广东麻风医院的信让老人在病床上落了泪。
苏菲：他一定叫我念我就给他念了，那封信呢就说他们医院现在很困难，就是说发给他们的钱太少了，他们除去应该扣的钱扣完了以后，麻风病人用盐水泡饭吃，他们都没有菜吃，念完了以后马大夫当时就哭了。他就说你现在就给我写封信，给那个叶选平，他是广东省的省长，叶选平也很好，马上就回信就是说，他给解决了这个问题。
1988年9月23日，马海德被卫生部授予“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亲自把奖状送到马老的病床前。10天之后，马海德带着对没有完成的麻防事业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去世前他从连续几天的昏迷中醒来，留下了最后一句遗言：“参加第13届国际麻风会的代表回来没有，他们好吗？”
（音乐）字幕：
至2000年年底，全国累计登记治愈麻风病人近48万， 38万人。现症病人减少至6000名，99%的县（市）患病率控制在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1/10000以下，90%的县（市）达到我国政府提出的“基本消灭”目标。
麻风村天使：用爱汇成最神奇的良药 上世纪50年代，麻风病曾在中国的南方肆虐一时，感染麻风的病患，被称为“风吹来的魔鬼”，让人避之不及。而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的一处穷山坳里，有一群以70后、80后为主的15人医疗团队，坚守在“中国麻风第一村”－－浙江皮肤病防治研究所上柏住院部，每日与麻风病人为伴，为这里的近百名麻风畸残康复者服务了十几个春秋。 “娇娇女”变顶梁柱 在旧社会，患麻风病被认为是“前世作孽”，人们怕感染噩运将麻风病人驱逐到偏僻地区或遗弃在荒郊野外，任期自生自灭。直到20世纪，屠杀麻风病人的惨剧还频频发生。1935年在广州白云山横直岗发生震惊全国的惨案，广州军警在光天化日之下集体屠杀300多名麻风病患者。 “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日子里，我总是把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甚至连长靴子都穿上了。”上柏住院部护士长潘美儿告诉记者，“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跟着老护士长楼月琴巡查病房，那时我刚从湖州卫生学校毕业。当我靠近病房时，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我下意识地捂住了鼻子，只觉得反胃恶心。护士长看了我一眼，却没有批评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麻风溃疡散发出来的味道。走进病房以后，我第一次面对麻风病人。坦白地说，当时我觉着害怕：因为疾病，这些病人的身体大多是残缺的，很多人五官都不全。可是，美丽，就是在那一刻突然绽放的。” 当楼护士长为大家介绍说：这是新来的护士潘美儿。话音刚落，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突然欢腾起来：手脚不便的，拼命地点头；没有手指的，就用拳头使劲拍着；还有人使劲用自己能够利用的身体部位，拍打着桌子。那一刻，泪水涌上我的眼眶。他们脸上欣喜与渴望，像是生命之花开始绽放。我也坚定了留下来的决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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