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每一段历史进程中的青年人
原创： 青仲平 青苗法鸣 今天
——因为“鲁莽”而牺牲的年轻人，应当由社会去祭奠。
01.
尊老爱幼已然成为公共道德体系中最常见的表达范式，这种道德范式的提炼理由主要基于天然的生理能力和社会能力比较。因此，一旦有了这种比较之后，我们在很多时候将道德范式下的权利义务渗透到法律当中，或者说以道德形式对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进行重新安排。
当然，这样一种调整或者矫正是存在合理性的，因为差异性假设的逻辑开始被运用。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这种差异性假设所建构的标准模型太过于简单，仅仅是凭借人的生理年龄发展规律做出的一般性判断。实际上，就现代社会而言，人的生理能力与社会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多种因素，自身生理能力弱小不代表他对外活动能力和危害能力就小，因为他可以借助其他力量来增强。
诚如中国现行宪法第三十四条对公民选举权规定时所说的那样，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由此可见，上述这些因素在现行宪法实施之前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当然在现行宪法实施之后，仍然有可能会产生影响。由此，差异性假设所考虑的因素应当是全面且综合的。回过头来看，以年龄为判断标准的道德范式本身是客观纯粹的，但适用起来的社会效果往往是最不客观的。除却种族、民族和性别，职业、出身、信仰、教育程度和财产状况等因素可以再往上高度概括，成为“社会阶层”判断的核心要素。所以，从根本上看，差异性假设的核心标准是社会阶层差异，处在同一社会阶层当中的人，可以因为阶层同化作用而消减其本身的生理性差异，如性别和年龄等。
因此，无论年幼还是年迈，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你身在纽约、北京还是中国语境下的五线小城市，都不能决定你本身的力量或者说能量。任何一个阶层当中都平铺或阶梯式的分布着不同生理属性的人。大量青年人也不是强势群体，很多时候他们因为生理能量与社会智识不匹配的缘故，使其将浑身的青春力量用在了本不应该用的地方，或者说表现的手段方式存在很多问题。
02.
在过去，年轻人因为战争、饥饿和贫困被命运所要挟，而现在，我们更多地被政治、社会焦虑以及金钱和欲望所裹挟。当我们无法判断所谓的运动和形势的发展态势时，我们浑身使不完的力量就开始自主地往内心似乎笃定的方向运动着。狂热的激情、快速的新陈代谢、经久不衰的身体机能使得青年人总是在一次次的社会变革和政治运动中充当着先锋。
在相同的社会体制下，不同时代裹挟年轻人的要素并不相同。2017年12月，青苗法鸣推送过一篇文章《1968，来自城市的荷尔蒙》，50年前的上山下乡运动，究竟是什么样的推动力在这背后运行着？满城的锣鼓，欢快的大喇叭声将这场“喜讯”传送到每一个城市适龄青年的门前，由不得你不开门接受“报喜”，响应历史的号召。年轻人之间的自我动员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我们再把历史的时间轴前移一点，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的那场运动，除了最高指示，年轻人自我狂欢所带来的扩大趋势又应当由谁负责？2017年5月16日，青苗法鸣推送过另一篇文章《歌乐山下红卫兵墓：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在编者按里，我们这样写道：我能发现那是一个“狂热”的时代，其中一部分“饱含激情”的群体就是红卫兵，一群主要由大中小学生组成的队伍，得到了毛的八次接见，其在文革中的作用不容小觑。红卫兵们秉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精神追求在文革中进行了一系列“打倒、批判、斗争”的活动。在山城重庆，“革命”的熊熊烈火从歌乐山下一直烧到嘉陵江畔，即使都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造反派也并不统一，在重庆其主要分为两个派系，“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在武斗时期，“八一五派”中很多红卫兵被打死，这群人中年纪大的约二三十岁，年龄小的仅十几岁。作为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就因为在无休止的武斗中死去。在短短两三年之间，“八一五派”的死亡成员就达到了几百人（根据现有墓碑数估计），这些死亡的红卫兵们被集中安葬在沙坪公园一角，于是就形成了全国现存唯一的一座“红卫兵墓群”，墓群坐西朝东，寄寓着墓主永远“心向红太阳”的拳拳之意。
不知道侥幸活下来的红小兵们会不会对当年的行为而感到后悔？或者说在那样一个食不果腹的年代，整日里不为生计为革命的激情又来自于哪里？青年人很少经历病痛、生死、离别和沉重的生活负担，因此单一而纯粹的社会认知和经验总结会使他们在力量发出的方向选择上更加单一，而恰好他们的力量储备是“无穷无尽”的，与此同时，他们的选择机会成本也是最低的。这种单一的选择认识被政治运动所裹挟，最后让人分不清究竟是为了运动还是为了心中那最初的理想和热血。
我们再把这两场时间场域间隔很近的运动拉通来看，1968年的上山下乡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出发点，那就是消减和对冲狂热青年人的生理能量。尽管年轻人的社会力量较弱，但是生理力量的团结和凝聚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和影响却是严重的，但是长者们从维护初始运动纯洁性的角度和储蓄运动后备力量的角度出发，并没有直接向运动中的年轻人泼冷水，而是选择了一种隐晦的方式——通过另一场运动将他们的力量化整为零。于是乎，与文革运动同周期的“知青下放”运动就这样展开，整整1600多万年青人自愿或被迫加入了这场洪流，据统计，有数十万的城市青年最终选择了留在农村，这种历史上少有的人口逆迁徙就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
再后来，当那一代年轻人不再年轻，他们自我发现，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没有大学,没有教育,没有文化的创造,没有人格的尊严,面对如此的历史事实,焉能不悔？满怀热情,被撒在无谓的事业上,对理想、对信仰、对领袖的狂热,不过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本以为是改造社会的英雄,结果仅仅是棋盘上的可怜的兵卒;
即使是一些曾经气壮山河的改造自然的壮举,最终才发现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
所谓崇高、庄严,到头不过是荒唐,是让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
他们也成了世纪之交国企下岗中的大多数，而此时，一个个都已经人过中年。
03.
于是，反思似乎成了运动结束之后的主旋律，我们从一个维度的热情转向了另一个维度。反思热情开始高涨，我们开始认真总结原因、经验、教训。在今天很多时候朗朗上口的口号就是那个时期的总结成果，比如在分析原因时我们认为“要法治不要人治”，在面对打破个人崇拜时我们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开始认识到个人财产与公有财产关系时强调“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我们开始重视教育，重视经济，重视科学技术，我们重视一切狂热政治运动以外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在过去被我们扔的太远。
于是，我们又开始了一场从经济到政治的类民主化运动。那个年代的歌声里都是这样唱的“我们是80年代的新一辈”，这个新字就表达了青年人要与过去那个时代彻底决裂的内心强烈愿望。从只说一个调调的话，只看八个样板戏，到什么都能说，什么都能看，什么都能做，真可谓“胆大骑龙又骑虎，胆小只能抱鸡母”。撇开一些浑水摸鱼，扰乱社会秩序明显犯罪的来说，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真心实意地想与“旧时代”说拜拜，更多地想建构一个“新时代”，尤其是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群体。他们可谓是天之骄子，受到了从国家到社会，方方面面的重视。由于政治阵营当中，很多新鲜血液逐渐成长起来，政治改革的民主化思路似乎即将显现，整个社会的政治包容度有了极大的提升。
在中国语境下，政治包容度的提升意外着社会多维度包容度的整体提升。敢爱敢恨，敢哭敢笑，敢说敢跳，中国的青年人迎来了一个包容时代，那就是1980年代。尽管在社会治安上，我们开展了几次严打运动，但是其波及的范围始终是有限且一般具有实锤证据的。再加上国际关系的暖春季节，中西方之间的民间交流也更加频繁。于是，青年人更是认为：“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这是一个走向民主文明法治的时代。”
可能是“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些时代的青年人始终被时代裹挟着输出着自己的单向能量。对于时代发展趋势走向始终与自身预判没有正向相关，我们的力量又是在建构另一场运动中发散出来。但是殊不知，一般青年人处于社会力量的弱势地位，社会规划与变迁的主要操作器根本无法获取，呐喊中透露着彷徨，在争锋相对的较量当中，欠缺完整的自信和规则意识。于是，我们又上演了一场“青春毁灭力量式”的历史节目，我们误以为“天之骄子”是会被无限地包容下去，宝宝们生气了，可是并没有被“抱抱，亲亲和举高高”。一种引导性的执政思路决不允许在过快的时间进程中迅速变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长者和年轻人对于社会发展的观点焦点产生了根本性分歧。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看似双胞胎，但实际上双胞胎也可以独立生存起来，因为毕竟不是连体婴儿，即使是连体婴儿，在很多时候，依然可以通过经历阵痛的手术进行人为切割。
阻止切割与决定切割的力量博弈之间，青年人没有获得胜利。于是，青年力量运动的建构时代画上了句号。短短几十年的历史，中国社会进程中的青年力量从摧毁时代的辅助先锋到建构时代的急先锋，青春力量的挥洒落在每一个具体的生命轨迹当中，也烙在中国的历史进程当中。
建构时代之后，青年人的政治热情似乎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两次目的相异的社会运动，两次不一样的用力方向，两个不太相同的时代背景，青年群体始终扮演了失败角色，从个体到群体，大抵如此。至此以后，青年人的力量开始分散，我们对社会规则和运行趋势的判断要比我们的上一辈“高明”许多，经济热情开始逐渐对冲和消减我们对不能带来直接物质利益的政治运动的热情。青年人一直在保守地储备着力量，或将其用在自然科学的探索之中，社会规则的习得之中，性解放的实践之中，再或者是流行文化的热情之中和信息产品与媒介的宣泄之中。时代本身的“和谐稳定”也消磨了我们的激扬热情，对历史的归纳推理也使得我们圆滑、世故地考虑利益判断规则。
04.
很多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身边的同龄人对“说一套做一套”的世故规则掌握并实践的游刃有余。口号要喊，力量要散，似乎又回到了60年前的集体经济时代，“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在很多时候发生，但也没有人指出。我们成为了深谙政治规矩的司马懿，成了将内心所想与口头所述相分离，且就无关紧要谈笑风生的长者。青年群体处于对历史的畏惧和现实的谨慎，不再选择被政治和站位所裹挟。个体独立性的解放和其他社会焦虑的出现，也是青年群体收缩战线的重要原因。在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之下，物质利益的获得往往更重要，同时也更容易实现，而且一旦实现，自身将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一点与政治运动成果实现历程中的搭便车行径悄然分开。
时至今日，我们还在刷新着这样的标语“少年强则国强”，“青年人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终究是你们的”。
但是，我们对于青年群体思想的偏向性引导是整个社会需要反思的问题，青年人该为自己的“鲁莽”、“率性”买单，那谁又应该对政治国家下的真空社会躁动负责呢？
长期以来，我们可能将力量用在了提防青年力量集中的方面。当然，这并不是阴谋，这只是家长制文化传统下威权政治体制中社会治理者对青年群体的自有关爱逻辑，因为任何一次无组织的力量集中，无论是爆发还是释放，都会伤害到这一群体本身。我们更希望青年人所独有的创新能力更多地用在无意识形态的领域。一方面，我们用物质性焦虑钳制大多数的青年群体的力量，另一方面，我们用其他领域的开放包容来补偿在某个或某些领域的收缩。
但是，我不知道青年人是否会为这样的考虑买单，或者说是否在用心买单？
05.
文明社会应当尊重青年，尊重一切有创新活力的想法和社会力量。同时，全局式地展开历史，应当会使大多数信息对称下的青年人做出客观和理性的自我选择。
对于被历史裹挟的青年来说，牺牲青春、机会甚至生命，他们是不幸的。对于主动脱离部分现实，自认为深谙生存之道的当代青年来说，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可能搭不了我们的便车，占不了我们的便宜，那么这种精巧的设计是否就是幸运的呢？
我不得而知。
作者简介：青仲平，青苗法鸣编辑部重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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